此诗是感物而起兴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暮春三月，寄寓在宣城的李白，觉得昏花的老眼中忽然映入一片红色，仔细瞧，原来是杜鹃花开了。这杜鹃好像就是故乡的花。诗人的乡思因此被触动了。
在蜀中，每逢杜鹃花开的时候，子规鸟就开始啼鸣了。子规鸟，又名杜鹃，花与鸟的名字相同，也是勾起诗人联想的一个原因。这鸟，相传是古蜀帝杜宇的精魂化成。杜宇号称望帝，他自以为德薄，于是禅让了帝位而出亡，死后化为杜鹃鸟。暮春时节，它就悲鸣起来，鸣声仿佛是呼叫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昼夜不止，一直啼叫得嘴边淌出血来。此刻，诗人耳边似乎响起了子规鸟的蹄叫声，一声声地呼唤他归去。
诗的一、二句，形成自然的对仗，从地理和时间两个方面的对比和联结中，真实地再现了触动乡思的过程。这两句的语序倒置：本来是先看见宣城的杜鹃花，才联想到蜀国的子规鸟，诗人却将它倒了过来，先写回忆中的虚景，后写眼前的实景。这样，就把故国之思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表明这故国之思原本就郁积于心，此时一旦勾起，大为凄苦强烈。然而，被乡思苦苦折磨着的诗人，眼下不能回到故乡去。青年时代，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要到故乡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去实现宏伟抱负。本想功成名退再荣归故里。不料功业无成，老来竟落到这步田地，他觉得没有面目见蜀中父老。何况，李白眼下困居宣城，拖着老迈的病体，也无法踏上旅途。飘泊终生的诗人，到头来不但政治与事业上没有归宿，就连此身也无所寄托，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他心中的悲戚可想而知。
三、四句，分别承接一、二句，进一步渲染浓重的乡思。首句说“曾闻”，第三句则强调了真切如闻：子规鸟的俗名，就叫断肠鸟，“一叫一回肠一断”，它啼叫起来，没完没了，诗人的愁肠也断成一寸寸了。末句点明时令，用“三春三月”四字，补叙第二句；“忆三巴”三字，则突现了思乡的主题，把杜鹃花开、子规悲啼和诗人的断肠之痛融于一体，以一片苍茫无涯的愁思将全诗笼罩了起来。诗的三、四句看似对仗，其实对得又不甚工。诗句把“一”“三”两个字各自串连起来，纡结萦回，使人感到乡思袭来时无比的悲切伤痛。
“澧水桥西小路斜”，扣紧诗题，展开情节。“澧水桥西”交代诗题中的“城”，是指唐代的澧州城（今湖南北部的澧县），“澧水”就从城旁流过。句中省略了主人公的动作，通过对“桥西小路”的描绘，告诉我们，诗人已经出了城，过了桥，缓步走在向西曲折延伸的乡间小路上。
“日高犹未到君家”，紧承上句，表现他访友途中的心情。“日高”两个字，写出旅人的体会，表现了诗人的奔波和焦急。诗人赶路时间之长、行程之远，连同他不辞劳顿地彳亍在乡间小路上的情景，都浓缩在“日高”二字中，足见诗人用字的精炼。接着又用了“犹未”二字，更把他会友急切的心情突出地刻画了出来。
全诗已写了一半，还没有涉及友人的住所，似乎有点让人着急。接下去最后两句：“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依然没有提到“君家”，而是一味地表现进入友人居住的村庄后，一边寻访，一边张望的所见、所感。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访城西友人别墅，是不是拟错了题。
原来诗人注意的是一座座带有围篱庭院的村舍，连同它们座落其中的一条条村巷，想从中寻到友人的别墅，可是，它们形状如此相似，竟然象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多相似”，并不是纯客观的描述，而是包含了观察、判断，甚至还充满了新奇和惊讶。这意味着作者是初次接触这种类型的农村，并且是初次拜访这位深居农村的友人。他并不熟悉这里的环境，也不知道“友人别墅”的确切位置。从“多相似”的感叹声中，还可以想象出作者穿村走巷、东张西望的模样，和找不到友人别墅时焦急与迷惘的神情。
虽然由于寻友心切，首先注意的是“门巷”，可是张望之中，一个新的发现又吸引了他的视线：真美啊！家家户户的篱边屋畔，到处都种植着城里罕见的枳树，洁白而清香的枳树花正在春风的吹拂下，盛开怒放！
不知是春风催发了枳花的生机，还是枳花增浓了春意。久居城市的作者，在访友过程中，意外地欣赏到这种自然脱俗的村野风光，自然会被它所吸引。
三、四两句写得曲折而有层次，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微妙转换：由新奇、迷惘变成惊叹、赞美。一种从未领略过的郊园春景展现在他眼前，使他忘掉了一切—他陶然心醉了，完全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之中。
诗中没有直接涉及友人和他的别墅，而是从那门巷相似而又枳花满村的环境中，从那朴素、划一、洋溢着闲野情趣的画面中，可以看出友人及其别墅的投影。而且，在这投影之中，它包含了作者对别墅主人恬然自适的高雅情怀的赞赏。
这首诗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是巧妙地运用以境写人的烘托手法。诗人没有象其他访友篇什那样，把主要笔墨花在描写抵达友人居处后的见闻上，也没有渲染好友相逢时的情景。在这首诗里，被访的友人压根儿没有露面，他的别墅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直接描写，诗人写到踏进友人村庄寻访就戛然而止，然而，就从这个自然而优美的村野风光中，也能想象到这位友人的风采。这种写法清新别致，更耐人寻味。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