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豪几腐胁，今病罕沾唇。
太古华胥氏，丰年畏垒人。
超然市朝外，未易葛天民。
昔豪几腐胁，今病罕沾唇。
太古华胥氏，丰年畏垒人。
超然市朝外，未易葛天民。
这是一首纪游诗，主要写所游之地的美景以及兴尽归去的过程。
首联即点出题意。“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杨”子便是西汉的儒者扬雄，而淮王便是淮南王刘安。这两人，一个喜好学术，一个擅长学术，可惜未曾谋面。王维写淮南王过杨子谈经之所，并非有意让他们“关公战秦琼”，而是借汉喻唐，将岐王比作好客的淮南王。“载酒”二字乃诙谐之笔，表面看，是说淮王重视贤才，载酒光顾贫寒的杨子宅，实则交代岐王带领诗友宾朋游览杨氏别业，欢宴游乐。第二联“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写出了作者游览的无穷兴味，情致独到，别有会心。“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兴阑”，即兴尽，与“坐久”为互文，这两句以极富于诗意的笔法，写出了在鸟鸣声中、繁花影里度过的身心俱适的一夜。这一联以景传情，写景入神，体验独特，感情细腻。第三联“径转阑银烛，林开散玉珂”，这两句写诗人走过曲径，穿过树林，那原本闪烁的烛光，一下子通明起来，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岐王及其扈从的车马。这一联交代了将要阑去时的情景。
尾联写抵达城门时的情况：“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意谓纵情赏玩，深夜始归，其时城门尚未开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依然一路笙歌，余兴未尽。写出了诗人对游玩仍有兴趣的情感。
这首诗善于写景，且多不直接写景。如颔联不直接写杨氏别业的景色如何美好，而是说自己玩赏的时间很长，以至于树上的鸟换了种类，地上的落花越积越多。这样写使诗歌更富有启发性，余味不尽。
这首词描写的是闺中孤寂情怀。词一开始即浓墨重彩渲染一种秋夜孤寂的氛围：寒蛩低吟似诉，寒露晶莹如泪珠，已是清冷凄凉之境，紧接着即下一“惊”字，将闺中人那种敏感而脆弱的情丝拨动，继而写她受秋夜清景之惊后的动作神态。罗帏、鸳鸯锦等闺中陈设，为我们展示出这位闺中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着以“泪湿”二字，则又与这种富丽的陈设形成对照，衬出其内心的孤独、空虚、失落。接下来两句，将泪湿的原因作了交待：心上人儿离她远去，她只能独守闺房，那罗帏、那绣着象征爱情双栖双宿的鸳鸯锦被里，只有她一个彻夜难眠的苦心人儿。夜冷兼心凉的她，置身于锦被之中，却没有一丝的暖意，反而只觉玉肌生凉。这里，词人不动声色地从环境过渡到了心境，刻画出这位闺中思妇因夜寒生凉到因“独”处而心凉的心理状态。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心情，让她心“惊”，引起她一腔幽怨。“残更与恨长”一句，语短情长，既写出此女长夜难眠，将那个“惊”字写满写足，同时也把难以名状的“恨”写得十分直观可感，动人心旌。
下片写闺房外之夜景。阴风时时袭来，翻动她闺房的翠帏，使她本已冰凉的心情更显凄凉不堪，也因那摇动的翠幔，绘出她心旌摇荡的内心世界，孤灯残照之时，室外雨声又时时袭来。本来，银灯结花，是吉祥喜庆的征兆，但对这位秋夜孤枕中的女子而言，她这种美好的梦幻显然早已破灭，所以她只是觉得那重重的灯花，使灯光更显昏暗而已。词人用“涩”字形容夜雨带来湿润的空气侵染灯花，使之灰暗不明，颇具匠心。从整首词看，无论是闺房里还是闺房外，一切景物皆着有闺中人的感情色彩，是为闺中人所设，随其心境的波动而动。所以，这里的涩，不是指雨，而是女主人公那幽咽难通的思维情结的外化，雨涩灯暗，全是她彼时心境暗淡愁苦的象征。“毕竟”二字，透出怨恨之意，紧扣上片结尾的“恨”字而发，使词情显得丝丝人扣，针脚细密。收煞一句，又回到“虫声泣露”的环境之中，用室外金井寒来回应开头的“虫声泣露”。李白有《长相思》诗，其中两句云：“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虽说不能说为此句所本，但李诗秦词所描写的环境，所渲染的气氛，却是十分一致的。彼此相参，当更能体会秦观此词所描绘之景象。
从写作手法上分析，词人先从室外写到室内，在突出刻画独处闺房的女主人的神态心绪之后，又回笔写到室外。以虫声起，以鸦啼结，中间点出“残更”、“不成眠”等语，将一位情丝不断，彻夜难眠的思妇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同时也使得整首词在布局上轻重得宜，且有首尾衔接，词情婉曲连绵不尽之妙。另外，虽然词中有“惊”、“恨”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但是作者却并没有正面描绘这种惊态、恨意，而是侧锋用笔，通过环境描写来烘托气氛，尽情地渲染以达到以景传情的目的。难怪后人看后不得不叹赏其“语少情多”了。
另外，这首词的上下两片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欣赏，即将词的上片理解成闺中人念远，而把下片理解成行人忆内的感情。这样理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词的上下两片所描绘的景象来看，似乎并不完全是一地之景，“虫声泣露”是清夜之景，而下片所写“阴风”、“雨涩”则又是雨夜之景了。而且如此诠释词情，两相对照，两地相思，显得更加刻骨铭心和耐人寻味。
此词写男主人公对女子的深深思念，从男子的视角展示女子的形象，突出其思忆之苦。
起拍二句是写男子忆念中女子动人美丽的形象：秋波如媚，柳腰娉婷。“转盼如波眼”，写眼光流盼如秋波般清澈、闪耀；“娉婷似柳腰”，表现女子的美妙身段：这两句都运用了比喻手法。那次幸福的欢会女子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印象，为思忆之苦先垫上一笔。接着“花里暗相招”一句是写当时的幽会，欢乐的幽会也给男主人公留下难忘的记忆，再为思忆之苦垫上一笔。这三句纯是以女方的倩影衬托男子的情思。有了前面三句的铺垫，后面写男主人公的思忆之苦就很自然了。后二句“忆君肠欲断，恨春宵”，直抒相思情深，春宵难遣。尤其是“肠欲断”“恨春宵”六字，生动地把主人公为情所苦的形象突显出来。
此词虽然用语普通，甚至有些俚俗，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有今昔对比，有叙事有抒情，跌宕多姿，别具特色。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