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四旬诗既是咏画中鹦鹉，又是写诗人自己。前两句说，鹦鹉羽毛脱落，离开了金殿，独自依托在侍御家的墙壁上哀鸣，实际上是在写自己遭受挫折，从翰林院失意归来，形单影只，前来向侍御史倾诉衷肠。后两句说，鹦鹉能模仿人说话，终究要被遗弃，最后还得飞向陇西出生之地，实际上也是在说，冉己敢于陈述意见，终究见弃于唐明皇，只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题画与言情，两相啮合，取譬精巧，可见诗人高超的艺术造诣。

　　诗人用鹦鹉的能言喻指自己的才华，既然自己不为朝廷所用,那就只有回归故里了。古时陇西盛产鹦鹉，而陇西正是李白郡望所在，因而诗人对鹦鹉有同病相怜之感。诗中以“陇西”与“金殿”对举，其失落之感尤为强烈。

　　而这只鹦鹉不是一般的鹦鹉，是从金殿里来的，金殿里的鹦鹉来到此地的原因：一是败羽，二是能言。正因为这样，所以只能孤鸣在野，而且叹息自己失去了锦绣衣装。因为“能言”而“终见弃”，所以只能独自飞向陇西，其实这是诗人以鹦鹉自比，写鹦鹉的遭遇，其实就是抒发自己的情怀，自己就是那只败羽而多言的鹦鹉。

　　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