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大段是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江景。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遒劲。意思说,楚天千里,辽远空阔,秋色无边无际。大江流向天边,也不知何处是它的尽头。
“楚天”的“楚”,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这里战国时曾属楚国。“水随天去”的“水”,指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也就是苏轼《念奴娇》词中“大江东去”的大江。“千里清秋” 和“秋无际”,写出江南秋季的特点。南方常年多雨多雾,只有秋季,天高气爽,才可能极目远望,看见大江向无穷无尽的天边流去。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是写山。意思说,放眼望去,远山千姿百态,有的很像美人头上插戴的玉簪,有的很像美人头上螺旋形的发髻,可是这些都只能引起我对丧失国土的忧愁和愤恨。“玉簪螺髻”一句中的“玉簪”,是古代妇女的一种首饰;“螺髻”,指古代妇女一种螺旋形发髻。韩愈有“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的诗句(篸即簪)。“遥岑”,即远山,指长江以北沦陷区的山,所以说它“献愁供恨”。这里,作者一方面极写远 山的美丽——远山愈美,它引起作者的愁和恨,也就愈加深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移情及物的手法,写远山“献愁供恨”。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看见沦陷区的山,想到沦陷的父老姊妹而痛苦发愁。但是作者不肯直写,偏要说山向人献愁供恨。山本来是无情之物,连山也懂得献愁供恨,人的愁恨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写,意思就深入一层。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两句,是纯粹写景,至“献愁供恨”三句,已进了一步,点出“愁、恨”两字,由纯粹写景而开始抒情,由客观而及主观,感情也由平淡而渐趋强烈。作者接着写道: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思说,夕阳快要西沉,孤雁的声声哀鸣不时传到赏心亭上,更加引起了作者对沦陷的故乡的思念。他看着腰间佩带的不能用来杀敌卫国的宝刀,悲愤地拍打着亭子上的栏干。可是又有谁能领会他这时的心情呢?
这里“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虽然仍是写景, 但同时也是喻情。落日,本是自然景物,辛弃疾用“落日”二字,含有比喻南宋朝廷日薄西山、国势危殆的意思。“断鸿”,是失群的孤雁。辛弃疾用这一自然景物来比喻自己飘零的身世和孤寂的心境。“游子”,是辛弃疾直指自己。 一般地说,凡是远游的人都可称为游子,辛弃疾是从山东来到江南的,当然是游子了。
如果说上面“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三句是写景寓情的话,那么“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就是直抒胸臆了。“吴钩”,本是战场上杀敌的锐利武器,但现在却闲置身旁,无处用武,这就把作者空有沙场杀敌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以物比人,这怎能不引起辛弃疾的无限感慨呀!“栏干拍遍”是表示胸中那说不出来的抑郁苦闷之气,借拍打栏干来发泄的意思,用在这里,就把作者徒有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而又无处施展的急切悲愤的情态宛然显现在读者面前。
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则是直接言志。下片十一句,分四层意思:“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晋朝人张翰(字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见《晋书。张翰传》)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连大雁都知道寻踪飞回旧地,何况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乡如今还在金人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却偏一隅,自己想回到故乡,又谈何容易!“尽西风、季鹰归未?”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确实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第二层意思。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屋。刘郎,指三国时刘备,这里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是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许汜去看望陈登,陈登对他很冷淡,独自睡在大床上,叫他睡下床。许汜去询问刘备,刘备说:天下大乱,你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陈登当然瞧不起你。
如果是我,我将睡在百尺高楼,叫你睡在地下,岂止相差上下床呢?这二层的大意是说,既不学为吃鲈鱼脍而还乡的张季鹰,也不学求田问舍的许汜。 作者登临远望故土而生情,谁无思乡之情?作者自知身为游子,但国势如此,如自己一般的又止一人呢?作者于此是说,我很怀念家乡但却绝不是像张翰、许汜一样,我回故乡当是收复河山之时。作有此志向,但语中含蓄,“归未?”一词可知,于是自然引出下一层。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是第三层意思。流年,即时光流逝;风雨指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也有一个典故,据《世说新语。言语》,桓温北征,经过金城,见自己过去种的柳树已长到几围粗,便感叹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已长得这么高大了,人怎么能不老大呢!这三句词包含的意思是:于此时,我心中确实想念故乡,但我不会像张瀚,许汜一样贪图安逸今日怅恨忧惧的。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再闲置便再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到这里,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推进已经发展到最高潮。
下面就自然地收束,也就是第四层意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倩,是请求,“红巾翠袖”,是少女的装束,这里就是少女的代名词。在宋代,一般游宴娱乐的场合,都有歌妓在旁唱歌侑酒。这三句是写辛弃疾自伤抱负不能实现,世无知己,得不到同情与慰藉。这与上片“无人会、登临意”义近而相呼应。
该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不仅对辛弃疾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反映,有比较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作者运用圆熟精到的艺术手法把内容完美地表达出来,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使人们百读不厌。
全词通过写景和联想抒写了作者恢复中原国土,统一祖国的抱负和愿望无法实现的失意的感慨,深刻揭示了英雄志士有志难酬、报国无门、抑郁悲愤的苦闷心情,极大地表现了词人诚挚无私的爱国情怀。
这首诗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所见所感,揭示了怵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不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写蚕妇的伤感。妇人昨天进城里去卖丝,回来的时候却是痛哭流泪。“泪满巾”可以看出蚕妇感情刺激之深。诗人用朴素的语言无声地揭示了社会的极端不公。通过对一个蚕妇经历与感受的叙写,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处境的深刻同情。诗中不着一字议论,却无声地描绘了以养蚕为生、深居僻乡的劳动妇女这一形象。蚕妇初次进城,竟发现了自己贫困终生的根源,难怪她要悲伤,要痛哭流泪了。那位蚕妇的神态、见闻、感受都写得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就以这么一个生活细节,来深刻揭露封建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立意深刻,构思巧妙,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揭示蚕妇是因为有感于获而不劳、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而伤感。蚕妇之所以会痛哭流泪,是因为她看到,城里身穿丝绸服装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人。像她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是没有能力穿上美丽的丝绸衣服的。诗人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揭露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现实,极有说服力。
诗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表达了诗人对养蚕农妇的同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愤恨,以及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控诉和鞭挞。
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