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困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钱钟书评论李贺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谈艺录》十四)李贺诗歌常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看法较全面,议论较透彻的,当数《苦昼短》。
全诗分为三段,每段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他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诗的前十句(从开头至“太一安有”)为第一段。诗的开头,诗人请时光呀停下喝酒。之所以要向时间劝酒,是因为诗人对此深有感触:一是概叹时光飞逝,人寿促迫。诗人说自己不知道天地间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光阴流逝,岁月蹉跎,人生没来得及干点事业,生命就白白消耗了。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个“煎”字,表现出虚度年华的痛苦心情;一是认识到人生必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必须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吃熊掌则肥,吃蛙肉则瘦,这是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作用,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食五谷、断绝烟火的神仙,因此,谁都不免一死,生老病死乃是天地间无法抗拒的规律。对于人生,对于死亡,人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诗人因其多愁善感,生命的旅程屡遭挫折,对此想得则更多更深。这里,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将劝酒的内容放在诗的开头,使作品具有一种新奇突兀之感,同时也表明诗人已大彻大悟,对时光不存任何芥蒂。接着又以“吾不识”与“惟见”相配合,排除不相关的事情,将目光聚焦到人寿短促一点上,既照应了题目“苦昼短”三字,又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以此为纲,展开后面的内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是个反问句,答案是不喻自明的。经过一番求索,诗人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整段内容,一气呵成。
中间八句(从“天东有若木”至“少者不哭”)是第二段。前面一段,诗人理智地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如果诗歌就此停住,好像少了点什么。这一段,诗人凭借神话传说,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诗中说天的东面有一棵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的神龙。传说中的若木在西北海外大荒山之中,衔烛龙也是在天西北某个幽冥无日的国度,诗人显然将古代神话作了改造。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斩断神龙的腿,把龙肉吃了,太阳无法运行,昼夜不在更替,时间也就凝固不动了。如此,生命得以永存,人们不必为此哀伤了。
这是诗人的幻想,这个幻想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气质。现实中的缺陷,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所以,尽管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却依然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闪亮着理想与智慧之光,使艺术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六句(从“为何服黄金”至结尾)是第三段。这一段,诗人讥刺了那些想通过求仙获得长生的人的荒唐愚昧。
服黄金,吞白玉,是道教中的服食方法,据说可以成仙,至于实际效用如何,“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拿骑驴升天的任公子来说,同样是虚妄的传说。诗人清楚地知道幻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成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世上偏有一些人热衷此道,连秦皇汉武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免俗,他们求仙长生的举动最终化为泡影,成了后人的笑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结纳方士,遍祈名山大川以访神仙,又造仙人承露盘,调甘露,饮玉屑,冀求长生。《汉武帝内传》说,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烟缭绕,尸骨飞化仙去等。诗人却说:“刘彻(武帝)茂陵多滞骨”,墓中所存,只是一堆浊骨,根本没有什么成仙之事。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忙于寻找不死之药,派方士入海求仙。结果身死巡游途中,耗费许多鲍鱼,难掩尸体的腐臭,从“多滞骨”、“费鲍鱼”数字中,诗人对历史上愚妄的统治者作出无情的嘲讽,锋芒十分犀利。
统治者求仙长生的举动,是想维持长久的统治,永远享受奢华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劳民伤财,虚耗国库,使这种愚昧的举动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危害特别严重。李贺有意提出秦皇汉武,对他们的求仙加以讽刺,是有所寄托的。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任命一个名叫柳泌的江湖术士为台州刺史。大臣们进谏,他却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可见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这种迷信的风气又在统治阶层中蔓延开来,甚至有因服食中毒身亡的。李贺此诗对那些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如能好好倾听诗人的忠告,可以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诗的第一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年命短促的慨叹,二是以理智的态度看待人生。诗的第二段、第三段分别对这层意思加以发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升华了第一段的主旨。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脱出了一己私念,对人生,对社会怀着一种大悲悯,只是说出口来却是一阵阵冷嘲热讽。诗中有很多疑问句,安排在段落衔接之处,起着增强语气与感情色彩的作用,使诗歌富于一种波澜起伏的动感。诗人又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与“斩龙足,嚼龙肉”联系起来,使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故事充满了烟火味与人情味,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境界。加上青天、黄地、白玉、黄金、碧驴等多种色彩的调和搭配,真有点古色斑烂的味道。全诗没有很多的藻饰,也不着意于景致的描绘,但由于诗中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使得这首议论性很强的诗歌显得回旋跌宕而又玩味无穷。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