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说紫岩亲督战，孰云赤壁后无人。
诸公尽作鑽天令，老子重为击壤民。
万里阴霾冰霰合，一通露布挽迥春。
闻说紫岩亲督战，孰云赤壁后无人。
诸公尽作鑽天令，老子重为击壤民。
万里阴霾冰霰合，一通露布挽迥春。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
这是一首伤春怀人之作。上片写暮春之景。伤春偏逢春暮，浓密的柳荫，已阻碍了游丝的飞度，游丝这里喻指相思心绪。桃花渡口、开满白蓣花的水边，那正是两人分手的地方。下片抒写相思之情。终日枯坐，难觅佳句，缭乱胡琴，夹杂风雨，长夜不成眠，惟有淡月相伴。
开篇词人即点明时令及自己的心情，为全词奠定了忧伤的感情基调。暮春时节是多愁之人最难度过的时段之一，正是“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伤心人对伤心景，难免更增几分烦恼。于是见杨柳柔条上缠绕着的几缕游丝，也会生出几许嗔怪，全忘了柳阴清凉的好处。“偏”字把词人如游丝般浮动的烦恼意绪巧妙地寄寓在自然景物之中，是传神之笔。
“天际”二句，抒发了词人对恋人的思念。这两句写天边的小山触发了词人的情思，同想起与恋人间发生的故事。满怀着王献之对待爱妾桃叶般的深情，望着眼前铺满水面的白藏花，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昔时上巳之日恋人水边湔裙的美好情景。那时的大好春光和愉悦的心情是植根于词人心中的珍贵回忆，其情其景与下阌词人感伤春暮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片眼前之景与旧日之事的巧妙融合，把词人多情善感的心绪及对恋人无处不在的思念细腻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桃叶偏”典故的运用尤佳，今古相融、虚实相生中，巧妙而又含蓄。
下片“竞日”三句，词人把春日的感伤、相思的煎熬都寄托在了忧伤的小词和凄苦的胡琴声中。“竞日微吟”道出了愁情的悠远绵长。而当夜幕降临，伴着昏暗的孤灯和偶随风动的帘影，词人的心事逐渐凝重，胡琴如怨如慕的呜咽与敲窗的暮雨正是他心中愁思无言的诉说。至此，全词的感情达到高潮，最为动人。末二句感情色彩由浓变淡。当清风送走凄雨，流云掩映淡月，作者的愁情也随着景物的变化呈现出月华般的朦胧与苍茫。结尾二句，语虽淡而饶富情味，让人陷入一片清愁之中。
此词写景、叙事，把由日及夜所见之景、所做之事，与旧日之事和伤春之情、相思之苦相结合，跳跃的诗思中蕴涵着清新平淡的韵味和真挚深刻的情感，表达含蓄而见波澜，其寄情之景语尤其值得品读。贺铸词多浓艳之语，多慷慨之词，而这首小词颇显清新淡雅，这正说明作者风格的多样性。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自然风景的词，词全用白描，清丽简淡，描摹如画。
“十里湖光载酒游，青帘低映白苹洲。西风听彻采菱讴。”和着西风在小舟之上饮酒，醉心之趣，好似听见采莲曲悠扬地在湖面上拂过，又有沙岸上美女水袖飘然，翩跹起舞，自是美不胜收。
“沙岸有时双袖拥，画船何处一竿收。”此时纳兰又借李后主《渔夫》中“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依有几人”一句，表达身在舟中，好似渔夫撑竿，尽享自然情趣的美好感触。当年李后主身为君王身不由己，只得写这样一阕词，画饼充饥，以抚慰自己疲惫无奈之心：在美景之中，纳兰是否也如后主一般惆怅地期待，我们并不能身临其境地大胆猜测，但至少从这词看，基调明朗闲适。纳兰对山山水水尤其喜爱，心心念念想要回归自然，为天地之间的一名酒客便可。这心愿，从满首词间漫溢的情趣就可窥见。
全词清新、雅致，勾勒出了秦淮河灯火之夜：湖面、小舟、酒家、沙堤、美女、灯火，表现了词人欣赏与意欲回归大自然的情趣。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