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颇有趣味充满深情的送别诗。作者的友人王逢是一位棋艺高超的围棋国手,于是作者紧紧抓住这点,巧妙地从纹枰对弈一路出发,以爽健的笔力委婉深沉地抒写出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起首即言棋,从令人难忘的对弈场景下笔,一下子便引发人悠悠缕缕的棋兴。苏鹗《杜阳杂俎》:“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59年)中,日本王子来朝,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贤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一路饶”,友人是国手,难以对子而弈,故须相饶一子。杜牧是著名才子,善诗文词,亦善书画。所书《张好好诗》,董其昌称之为“深得六朝人气韵”(《渔洋诗话》);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光采照人”(《画史》)。能让一子与国手对弈,说明他的棋艺也相当高。“最宜”二字,深情可见。“檐雨竹萧萧”,暗明秋日。秋雨淅淅沥沥,修篁瑟瑟萧萧,窗下樽前,摆上精美的棋盘棋子,请艺候教,从容手谈,那是多么幽雅又令人惬意的棋境啊。
颔联转入对枰上风光的描写上:“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羸形,指棋形羸弱。这是赞美友人绝妙的棋艺,说他扶弱起危好比春泉淙淙流淌,潺湲不息,充满了生机;进攻起来突兀迅速,势如拔旗斩将,疾如野火燎原。比喻形象生动,三尺之局顿时充满活力,无比宽广,仿佛千里山河,铁马金戈,狼烟四起,阵云开合。
颈联承前,使事言棋,赞叹友人的棋风:“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周伏柱,指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著《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霍嫖姚,即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两次大破匈奴,屡建战功,曾为嫖姚校尉。这两句说王逢的棋动静相宜,攻防有序,稳健而凌厉。防御稳固,阵脚坚实,就像老子修道,以静制动,以无见有。进攻厮杀,首尾相应,战无不胜,较之霍去病鏖兵大漠,更加令人惊叹。围棋自来有兵家之戏的说法,如“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桓谭《新论》)。杜牧喜好言兵,非常注重研究军事,曾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这里以兵言棋正得棋中三味。这四句淋漓兴会,极力渲染烘托,表现出友人高超的棋艺和自己真挚的友情。
诗意至此戛然而止,至于胜负如何,诗人未说,也无须说,因为纹枰手谈,大开眼界,大得棋趣,二人友情由此而深,由此而笃。于是笔锋一掉,转入送别正题:“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所谓转入正题,不是正面接触,而是侧面揭示,以期代送。古人以七十为高寿,故多以七十为期。白居易《游悟真寺》:“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这两句即从白诗化出。杜牧作此诗时约四十余岁,若至七十,尚有万余日。因此他与王逢相约,要将这万余日时间,尽行于棋局上销用。杜牧素以济世之才自负,可由于不肯苟合,仕途并不顺,故尔常游心方罫,寄情楸枰,所谓“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题桐叶》),“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齐安郡晚秋》),“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寄李起居四韵》)等,正是这种围棋生活的反映。如今他遇上王逢这样棋艺高超,情投意合的棋友,该是多么欢乐啊。可是友人就要离去了,留下的将仅仅是“最宜檐雨竹萧萧”那种美好的回忆,是“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重送绝句》)的凄凉现实。因此这两句含蕴极丰,表面上是几多豪迈,几多欢快,实际上却暗寓着百般无奈和慨叹,抒发的离情别绪极为浓郁,极为深沉。
此诗送别,却通篇不言别,而且切人切事,不能移作他处,因此得后人好评。全诗句句涉棋,而又不著一棋字,可说是占尽风流。起二句以造境胜,启人诸多联想。中间四句极好衬托,棋妙才更见别情之重。结末二句以余生相期作结,以期代送,其妙无穷,一方面入题,使前面的纹枰局势有了着落,一方面呼应前文,丰富了诗的意境。往日相得之情,当日惜别之情,来日思念之情,尽于一个“期”字见出,实在不同凡响。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载于《全唐诗》卷三八二。下面是国学大师、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钱仲联先生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徐永端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此诗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言情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诗中所说“双明珠”是李师道用来拉拢、引诱作者为其助势的代价,也就是常人求之不得的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一类的东西。作者慎重考虑后委婉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像一个节妇守住了贞操一样的守住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作者并不想得罪他、让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双层面的诗去回拒他。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此诗词浅意深,言在意外,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全诗情理真挚,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委婉曲折而动人。除了它所表现的是君子坦荡胸怀这一因素外,其在艺术上的高妙也是促使它成为名作的重要原因。据说由于这首诗情词恳切,连李师道本人也深受感动,不再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