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抒情的深婉含蓄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它表面上只是一般的纪行写景,但平和的外表下激荡着强烈的感情波澜。这里有着喜和忧两种感情的掺和交融,内心微妙的变化,曲折尽致。杜甫举家远徙,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找一块栖身之地,如今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眼前展开一个行天地,给了他行的生活希望,欣慰之感溢于言表。“但逢行人民,未卜见故乡”,快慰之情刚生,马上又想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何时再见,未可预卜,但见大江东去,他自己只能做长年飘泊的游子了。下面接写成都的繁华、气候的温和,又转悲为喜。但成都虽美,终非故土,鸟雀天黑犹各自归巢,而茫茫中原,关山阻隔,他不知道自己何日才能回去。诗人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中原州郡尚陷于安史叛军之手,一句“中原杳茫茫”,包含着数不清的忧国伤时之情。诗人遥望星空,愁思怅惘,最后只能以自宽之词作结。全诗写喜,并不欣喜若狂,诉悲,也不泣血迸空,在舒缓和平的字里行间,寓含着一股喜忧交错的复杂的感情潜流。
作为纪行诗,这首诗用“赋”来铺陈其事,而“赋”中又往往兼有比兴,因而形成了曲折回旋,深婉含蓄的风格。诗一上来就直道出眼前之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诗人风尘仆仆地在岁暮黄昏中来到成都,渲染出一种苍茫的气氛。它既是赋,又兼比兴,桑榆之日正是诗人垂暮飘零的写照。同时它也兴起了深沉的羁旅之情。下面写“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都是赋中兼兴。最后写“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暗寓中兴草创、寇乱未平的忧思。诗人妙用比兴手法,笔下的自然景物都隐含深挚的感情。全诗一一闪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空间景物,同时也表现出由薄暮至黄昏至星出月升的时光流逝。这种时空的交织使意境呈现出立体的美,烘托出感情上多层次的变化,达到情与景的自然交融。
胡应麟论东汉末年时的《古诗十九首》说:“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诗薮》)杜甫此篇正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这一风格。而在思想感情上,它又突破了《古诗十九首》多写失意飘泊之士苦闷忧伤的小天地,它运用喜忧交错的笔法,写出了关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高处正在于此。
这首小令虽说只有短短四句,但曲家却以清丽的语言,为读者创造出妙趣横生的艺术境界。在作者笔下,吴国良技艺高超,箫音低回清婉。倪瓒泛舟江上,听其吹奏。箫声空灵辽远,如幻如真。那江中晃动之月影,朦胧缭绕之春雾,均为吴郎精妙绝伦的洞箫演奏布置了浓重的令人神往的艺术欣赏氛围。这美妙的箫音,会招致娥皇与女英前来鼓瑟呢,云水之间,声音由远而近,似乎是神女的环佩在轻摇、碰撞,是那么玲珑动听,女神真的眷顾,闻箫声而来。
当然,这样的想象终归只能是想象。作者的意图,一是对友人技艺由衷的赞美,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元代无休无止的动荡,带给曲家的是性灵的遮蔽感和人生的幻灭感。所以,脱迹尘氛之外,扁舟一叶,吹箫度曲,成为其理想的生活方式。“晚益务恬退,弃散无所积,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间以遂肥,丰采愈高,不为谄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贵人之门,与世浮沉,耻于炫暴,清而不污,将依隐焉”(元周南老《元处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倪云林人格高标,文骨清逸,隐于五湖三泖之间,这本身就是一幅大写意。
总之,此曲短小精悍,神韵超逸,正如倪瓒画作中的小品,冲淡醇雅,不为俗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