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这首词主要写一位能歌善舞的歌妓。写她妆饰之美、容貌之艳、歌声之亮、舞姿之婀娜。
上片描写歌妓之色。这位歌妓是随着达官贵人的车骑而来，准备在筵席上表演歌舞的，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其临，次写其色。但词人却匠心独运，有意打破惯常结构，先以浓墨重彩刻画歌妓的美貌娇颜，再补足一笔，叙写其是”暗随仙驭”来赴“绮筵”的。如此笔墨，使得这位歌妓成为筵席上的主角，突出了她的华美亮相、惊艳姿色留给词人的深深印象。“葬华浓”三句以比喻形容歌妓的美貌。“蕣华”沿袭诗经旧例，以蕣华比喻歌妓的娇艳。继之分以山、水形容女子眉、眼，亦是诗词中的惯例。妙在“一寸秋波如剪”，能够化古为新。“一寸”言眼睛之形，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秋波”言眼睛之清，四季之水，秋水最为滢澈。“如剪”言眼睛之神，谓其锐利明怏有如剪刀，有化虚为实之妙。古人常有此等妙语，如“剪剪清风阵阵寒”（王安石《春夜》）。“红日永”三句则补叙歌妓来踪，说是今日此地举行盛大宴会，这位歌妓在晏府侍女的引领下，悄然来到筵前，准备表演节目以助兴。值得注意的是一“暗”字。歌妓身份卑微，近同奴仆，以歌舞为业而博人愉悦。用此“暗”字即点出她们作为主人陪侍的身份，非复唐明皇时杨家姊妹矣。
下片描写歌妓之艺。“遏云声”三句表现歌妓歌舞之美。“遏云声”即响遏行云之义，谓歌声美妙，使行云为之驻留不前。词人形容之不足，复以“占断晓莺春柳”喻之，谓歌妓拥有春日黄莺的美妙歌喉，听其高歌一曲，眼前似乎浮现出烟柳披拂，黄莺乱飞的春景。下边三句则由形入神，略点歌妓内心世界。歌妓“送目”（纵目）、“颦眉”（皱眉），若有所思，若有所怨，但是她们的内心世界没有谁明白。晏殊作为官僚，与歌妓分属于两个阶层，他虽然同情她们，但是毕竟不能真正了解她们。然而从“此情谁得知”的问句中，体现出晏殊对歌妓的不幸与痛苦的关心。
此诗写梦，梦境恍惚朦胧，扑朔迷离，充满神秘感，主题不易捉摸，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曲折而复杂的情怀，似是暗寓诗人既想超凡出世又十分留恋人间的思想矛盾。全诗一句一截，各自独立，描绘了秋夜、春宵、棋罢、酒阑四个不同的意境，如同四幅单轴画，但又是浑然天成；同时对仗工巧，前后两联字字相对，天衣无缝。
首句写静夜景色。从“凉”“月”等字中可知时间大约是在秋天。一轮明月把远近山头照得如同白昼，作者在夜凉如水、万籁俱寂中吹笛，周围的环境显得格外恬静。“千山月”三字，已经空阔，给人一种玲珑剔透之感。
次句刻画的却是另一种境界。“路暗”，说明时间也是在夜晚，下面又说“百种花”，则此时的节令换成了百花争妍的春天。这里又是路暗，又是花繁，把春夜的景色写得如此扑朔迷离，正合梦中作诗的情景。此二句意境朦胧，语言隽永，对下二句起了烘托作用。
第三句借一个传说故事喻世事变迁。梁代任昉在《述异记》中说：晋时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就置斧旁观。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似的东西，他含在嘴里，就不觉得饥饿。等一盘棋结束，童子催他回去，王质一看，自己的斧柄也已经朽烂。回家后，亲故都已去世，早已换了人间。这句反映了作者超脱人世之想。
末句写酒兴意阑，思家之念油然而生，表明诗人虽想超脱，毕竟不能忘情于人世，与苏轼《水调歌头》所说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意境相似。
四句诗虽是写四个不同的意境，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暗寓诗人既想超脱时空而又留恋人间的矛盾思想。
“诗言志”，全诗至结尾，寓意就逐渐明朗了。诗人的抑郁恍惚，与他当时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作此诗时欧阳修还在颍州，尚未被朝廷重用。所以这四句是在抒发心中的感慨，它的妙处是没有把这种感慨直接说出。这种意在言外的手法，要仔细体察才能明其究竟。
此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仗工巧，天衣无缝，前后两联字字相对。这是受了杜甫《绝句》诗的影响。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怀古诗，从其字面上看，怀念的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赵飞燕善歌舞，以体轻号曰“飞燕”，被召入宫，先为婕妤，不久立为皇后。其妹赵合德亦为昭仪，姊妹专宠十余年。后因成帝倾心合德，飞燕渐被疏远。
全诗四句，字面意思分两层。一、二句为一层，写汉家宫中对赵飞燕的指责。“数”字，为两句的关键性动词，“赵家妆”和“败雨残云误汉王”都是“数”的“宾语”，即赵氏被指贵的瑕疵。“赵家妆”，据《汉书》《飞燕别传》等记载，赵氏在宫，妆饰奢华，“自后宫未尝有焉”，飞燕“喜隅步行，者入手执花枝颇顿然，他人莫可学也”，李白《清平调》“借问汉宫谁得似，可伶飞燕倚新妆”，亦谓赵氏装束之新奇。而赵合德则喜绾“欣感愁鬓”。“败雨”句盖指赵氏姊妹与轻簿子弟私通事。赵氏在宫，当时就有人骂其为“祸水”，诗中用“只数”云云，已可见指责者之多。
三、四两句是第二层意思，在笔势和立意上都是大的转折，转而为赵氏申诉：在官中舆论口一边倒的指责声中，只有那“知情”的“一片月”，是亲眼看到赵飞燕是怎么样被汉成帝征召到昭阳宫的见证。飞燕出身甚微，本是阳阿主家的婢女。汉成帝到阳阿主家寻欢作乐，“见飞燕而说（悦）之”，硬是凭着皇帝的权威把飞燕带入宫中，占为己有。后来，插进一个赵合德，迷住了成帝。飞燕为了固宠，为了在倾轧无常的宫中立住脚跟，才与人私通，希望生个“太子”作靠山。在当时的宫中，能够体谅飞燕这番良苦用心的，看来只有那“一片月”了。凡此，皆应是三、四两句的内涵。诗作者箫观音在这里翻了一个历史大案、四两句，才正式转笔，一反历史的成见，缠绵而含蓄地袒露了自己深沉的思索。这样，单从字面意义上看，这首诗心存忠厚，思绪缠绵，用语含蓄，立义分明，气度和雅，确已显示了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但这首诗并非单纯“怀古”，而是揉进了作者的自我身世之感，借言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磊，所谓托意而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