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代革新运动的启蒙者，陈子昂一直强调汉魏风骨。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缠绵于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首二句“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读来令人震撼，借此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边境上军情的紧急，也可以感觉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首句暗用汉代威镇敌胆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典故，抒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此处“匈奴”二字，是以汉代唐，借指当时进犯边境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诗人又把春秋时曾以和戎政策消除了晋国边患的魏绛比作魏大，变“和戎”为“从戎”，典故活用，鲜明地表示出诗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并希望友人像“多功”的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魏大从戎，是御边保国的壮举。
三四两句中，“三河道”点出送别的地点。《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此处概指在都城长安送客的地方。两句的旨意是：与友人分别于繁华皇都，彼此心里总不免有些怅惘；但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两人执手相约：要像汉代名将、号称六郡雄杰的赵充国那样去驰骋沙场，杀敌立功。此二句虽有惆怅之感，而气概却是十分雄壮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这两句是写魏大从军所往之地。一个“横”字，写出雁门山地理位置之重要，它横亘在代州北面；一个“接”字，既逼真地描绘出飞狐塞的险峻，又点明飞狐塞是遥接云中郡，连成一片的。它们组成了中原地区（三河道）的天然屏障。此处的景物并不在眼前，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它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虚写。地理位置的重要，山隘的险峻，暗示魏大此行责任之重大。这就为结句作了铺垫。
因此，“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二句作结，便如瓜熟蒂落，极其自然。此处运用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的车骑将军窦宪，他曾经以卓越的战功，大破匈奴北单于，又乘胜追击，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作者又一次激励友人希望他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这在语意上，又和开头二句遥相呼应。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本为贵公子》）的思想情操。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文中记叙作者与友人同游扫叶楼。全篇前半写景，后半议论。第一段记述作者囿于一隅之见，自以为江宁奇胜尽已览遍，第二段记述作者游扫叶楼所见所感，第三段引出议论，慨叹世俗舍近求远，“骛远而遗近”。文章写景笔墨清秀，层次明晰，山水江岛，烟村风帆，画面迭起，纷至沓来，令人心驰神往；议论乃有感而发，由此番游览，叹世俗之“骛远而遗近”，对人多有启发。
写景记游文章，开头多半是介绍所游名胜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的概况。管同的这篇《登扫叶楼记》却别具一格，先描写他归江宁后所游历的诸处名胜：或登石头城，游钟山，泛舟玄武湖；或在远离城南的芙蓉、天阙几座山峰上跳望远景，到燕子矶头俯看长江汹涌的奔流。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城内城外。所以，他“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以至有人再遨登览时，竟“思舍是而他游”。文章至此，才笔锋一转，点出题景说：“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却“乃未始一至焉。”
管同原以为江宁奇胜尽在钟山、玄武湖、燕子矶等地，而对离家不足一里的扫叶楼竟“未始一至”，一旦登上扫叶楼后，便不禁惊叹：“虽乡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这一胜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他的“差远流俗”之见，而且启迪他悟出了许多道理，一是由自己的“思舍是而他游”，却不知奇境就在身边，从而想到“骛远遗近”的世俗常情；二是由此想到自己的生平行事多不切实际，与此相类似，暗寓愧悔之意；三是由自己“骛远遗近”，却又因得益于王君而不误，暗喜所交益友的可贵。三点意思紧密相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此文在表现方法上，很有特色。全文三个部分先写所谓的江宁奇胜，烘云托月，引出扫叶楼；继从扫叶楼近观、远晓，写出江宁奇胜中的又一奇境，尺幅千里，历历如画；最后，由自己的“厌倦思欲远游”，几乎误失奇境的教训，抒发登楼之感怀，推己及人，由此及彼，世俗之情，生平之慨，治为一炉。全文的语言简洁清丽，工整中有变化。如“堆黄叠青”“曲旷瑰奇”，一状色，一写境，一实一虚，十分形象，再如“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含，沙鸟风帆"四句，前后两两对偶，其中第三句暗承第一句，第四句暗承第二句，词句工整，而词意交互，造成错落而有致的艺术效果。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