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雅》中篇幅之长仅次于《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诗。此诗章法结构非常严谨。这不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标准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节之间内在组织上的精妙。诗内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两章写合乎礼制的酒宴，第二部分两章写违背礼制的酒宴，两者同以“宾之初筵”一句起头，而所描述的喝酒场面却大相径庭，暴露出理想状态与现实境况的尖锐矛盾。第三部分为末章，是总结性的言辞，连用“不”、“勿”、“无”、“匪”、“矧敢”等表示否定义的词集中凸现否定意蕴。各部分之间起承转合脉络极其分明。第二个印象是诗人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诗人之意实在“刺”，前两章却用“美”为“刺”作映衬，使丑恶的事物在与美好的事物的对比中更显出其丑恶，欲抑先扬，跌宕有致。而诗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两章中，也并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只是反覆直陈醉酒之态以为警诫，除了烂醉后手舞足蹈的姿势不惜重言之以外，“载号载呶”、“乱我笾豆”、“侧弁之俄”写醉汉吵吵嚷嚷、弄乱东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征。并且，诗人还善于通过“既醉而出，并受其福”之类的委婉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类的戏谑语，来作“绵里针”式的点染。借形象说话，实招就是高招。当然，并不是说此诗没有正面的说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说理，但毕竟使读者对酗酒的害处深感悚惕的还是那些描写醉态的句子。
诗人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具体的修辞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现，除了消极修辞外，积极修辞更是丰富多彩。“左右秩秩”、“举醻逸逸”、“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威仪抑抑”、“威仪怭怭”、“屡舞僛僛”、“屡舞傞傞”，这是叠字修辞格的运用，频度之高，在整部《诗经》中似乎也不多见，那种奇佳的摹态效果，令人叹服。“笾豆有楚，肴核维旅”、“既立之监，又佐之史”，则是非常标准的对偶修辞格。“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邻章重复一次，是重复修辞格，而由其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则不同。如上文所说“宾之初筵”的重复意在引出对比。但“其未醉止”、“曰既醉止”的重复，则既与从“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到“威仪抑抑”、“威仪怭怭”的递进紧扣，又有“其未醉止”一组重复与“曰既醉止”一组重复的两层对比，从中更可见出结构的精整。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复，所起作用是将第三、第四这最重要的两章直接串联起来。还有一种《诗经》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格——顶针，此诗也有两例，即“以洽百礼”之后接以“百礼即至”，“子孙其湛”之后接以“其湛曰乐”。这两个顶针修辞在同章中仅隔两句，相距很近，也是诗人为加重语气而作的刻意安排。另外，“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这一段又是排比句，且两句一换韵，有很强的节奏感。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