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黄景仁乡试落第、生计艰难之际,应浙江观察潘恂的邀请,到了杭州。他与友人郑虎文、仇丽亭等,徜徉湖光山色之间,诗酒唱和。居住月馀,他提出“母老家贫,居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耳” (左辅: 《黄县丞状》),准备谒见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寻求出路。友朋一再劝阻,他在《思旧篇》中回忆道:“我时抱病将远游,公等苦为狂奴忧。”这首词就是谢绝他们的好意,决意奔赴湖南而作。仇二即仇丽亭,杭州人,作者好友。他在《寄丽亭》诗中自注云: “君门前桥名一桥。余之武林,每舣舟焉”。
“一事与君说,君莫苦羁留”,与小序相应,直截了当,揭出作词本旨在于谢绝友朋劝告,决心远赴湖湘。下面就他们的劝说作回答。“百年过隙驹耳,行矣复何求? ” 回答“怜余病”。时光匆匆逝去,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有病在身,更应抓住时光,及时追求,怎能因此止步? “行矣复何求”有义无反顾的气概。“且耐残羹冷炙,还受晓风残月,博得十年游”,则是回答“湖湘道远”问题。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用个“耐”字,意味深长: 为了改变自己的坎坷境地,可以含垢忍辱。柳永《雨霖铃》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里的“还受晓风残月”,意蕴是:为了壮游,愿意忍受与亲朋的分离,忍受别离后的相思,忍受一路风霜雨雪的侵袭。反之,如果因病因远而蹉跎岁月,象东汉时向长(子平)等到“男女娶嫁既毕”,“遂肆意与同好,俱游五岳名山” (《后汉书 · 逸民传》),恐怕是时不待人,早生华发了。向子平是有名的高士,备受文人雅士的称赏。词人一反传统用意,表达了积极奋发的意气。上片回答友朋劝阻,平平道来却颇有深意。
下片开头提到历史上的三个人物,即高渐离、冯驩和王粲。“离击筑”,战国时代的高渐离,为挚友荆轲复仇,秦王弄瞎了他的眼睛。他以铅置筑内,在为秦王演奏时,乘机击秦王,未中,被杀。词人对高渐离反抗强暴的精神表示赞赏。 “驩弹铗”是讲冯驩弹铗的事。 战国时孟尝君的门客冯驩, 三次弹铗, “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长铗归来兮,出无车”,“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他的要求一一得到满足后,为孟尝君“市义”、“复位”、“立宗庙于封地”,营“狡兔三窟,万无一失”。词人借此表示向往“士为知己者用”的佳话,希望得到赏识,实现抱负。“粲登楼”指王粲登楼作赋,抒发忧国、忧民、怀才不遇之感。王粲的形象正是作者的写照。“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总束一句,追踪古人,思展宏图。而远赴湖湘,谒见湖南按察使王太岳,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望。如果说上片是多侧面的展开,惜时、求仕、远游,而在下片,则集中理想的追求。用古人古事来表达,一是为了含蓄,二是在于带有豪言壮语性质。
回答了友人的劝说,抒发了自己的情志,兴高采烈,想象在明月之夜,手把《离骚》,直下洞庭。“大笑揖君去,帆势破清秋”,如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湖湘是屈原放逐沉江之地,《离骚》是屈原伤时感世、充满爱国激情的千古名作。直下湖湘,自然想到屈原,写得自然,又符合诗人气质。“仆虽不及若辈,颇抱古今愁”是理性的议论,是形象的刻划,互相映照,相得益彰。词人一生困顿,贫寒相继,但雄心不改,欲与历史人物相颉颃,“大笑揖君去”,正是表现此种壮志豪情。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杨士奇的这首诗,是一幅湖上风俗画。
诗歌的前两句选择水乡特有的蓼荇这些植物,白描而绘其色“疏红” “青” “花白”、状其形“小如萍”,寥寥几笔,生动、形象,而又简炼,朴素、自然。水乡的景色美不胜数,但作者却只抓住几种色彩对比鲜明的水乡植物点染水乡的气氛,虽然没有精工描绘景物和浑然的风土人情,但以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而又宁静悠远的淮安水乡的景色。景幽心亦静,转而由景过渡到了对人物的素描上。
底下两句由景及人,自静而动,为水乡图增添了生气。水上驶来采菱船,船上的采菱女头上梳着两个环形的发髻,身穿短袖的衣衫,背对着诗人在船头采菱。这是诗人见到的实情,但一经摄入了艺术的镜头,便具有了诗情画意。诗人看到船上女子倩倩的背影,突发联想,说姑娘害羞,不好意思让人见到自己的脸,故背转身子,借以掩饰羞涩之态。“惭”字、“自”字,皆从“背”字生发,既刻画出水乡女子惹人羡爱的神态,又很富有情味,把观景的诗人与采菱女这两个不相干之人写成一个欲见而招呼,一个因羞而自避,从而使人物立于纸上。一个“背”字节省了多少笔墨,却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再多的正面描写也无法达到这一效果。诗人选取这一角度来写,实具匠心。
全诗表现水乡的宁静和平,风格也一如水乡之水,闲雅清淡,物我交融,又因选择得当,写来颇见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