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借鹰言志,通过描绘画中雄鹰的威猛姿态和飞动的神情,以及搏击的激情,“曲尽其妙”(《瀛奎律髓》),从而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昂扬奋发的心志和鄙视平庸的性情。
全诗共八句,可分三层意思:一、二两句为第一层,点明题目。起用惊讶的口气:说是洁白的画绢上,突然腾起了一片风霜肃杀之气,这种肃杀之气,第二句随即点明:原来是矫健不凡的画鹰仿佛挟风带霜而起,极赞绘画的特殊技巧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首诗起笔是倒插法。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的起笔说:“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先从画鹰之人所画的角鹰写起,然后描写出画面上所产生的肃杀之气,这是正起。而此诗则先写“素练风霜起”,然后再点明“画鹰”,所以叫作倒插法。这种手法,一起笔就有力地刻画出画鹰的气势,吸引着读者。杜甫的题画诗善用此种手法,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的起笔说:“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画鹘行》的起笔说:“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的起笔说:“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这些起笔诗句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四句为第二层,描写画面上苍鹰的神态,是正面文章。颔联两句是说苍鹰的眼睛和猢狲的眼睛相似,耸起身子的样子,好像是在想攫取狡猾的兔子似的,从而刻画出苍鹰搏击前的动作及其心理状态,是传神之笔,把画鹰一下子写活了,宛如真鹰。颈联两句是说系着金属圆轴的苍鹰,光彩照人,只要把丝绳解掉,即可展翅飞翔;悬挂在轩楹上的画鹰,神采飞动,气雄万夫,好像呼之即出,去追逐狡兔,从而描写出画鹰跃跃欲试的气势。作者用真鹰来作比拟,以这两联诗句,把画鹰描写得栩栩如生。
以上这两联中,“思”与“似”、“擿”与“呼”两对词,把画鹰刻画得极为传神。“思”写其动态,“似”写其静态,“擿”写其情态,“呼”写其神态。诗人用字精工,颇见匠心。通过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字眼,把画鹰描写得同真鹰一样。是真鹰,还是画鹰,几难分辨。但从“堪”与“可”这两个推论之词来玩味,毕竟仍是画鹰。
最后两句进到第三层,承上收结,直把画鹰当成真鹰,寄托着作者的思想。“何当”含有希幸之意,就是希望画鹰能够变成真鹰,奋飞碧霄去搏击凡鸟。“毛血”句,见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至于“凡鸟”,张上若说:“天下事皆庸人误之,末有深意。”这是把“凡鸟”喻为误国的庸人,似有锄恶之意。由此看来,此诗借咏《画鹰》以表现作者嫉恶如仇之心,奋发向上之志。作者在《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一诗的结尾,同样寄寓着他自己的感慨:“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
总起来看,这首诗起笔突兀,先勾勒出画鹰的气势,从“画作殊”兴起中间两联对画鹰神态的具体描绘,而又从“势可呼”顺势转入收结,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揭示主题。
此词以一个仙凡恋爱的故事起头,写词人与情人分别之后,旧地重游而引起的怅惘之情。整首词通篇对偶,凝重而流丽,情深而意长。
首句“桃溪”用东汉刘、阮遇仙之事典。传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于桃溪边遇二女子,姿容甚美,遂相慕悦,留居半年,怀乡思归,女遂相送,指示还路。及归家,子孙已历七世。后重访天台,不复见二女。唐人诗文中常用遇仙、会真暗寓艳遇。“桃溪不作从容住”,暗示词人曾有过一段刘阮入天台式的爱情遇合,但却没有从容地长久居留,很快就分别了。这是对当时轻别意中人的情事的追忆,口吻中含有追悔意味,不过用笔较轻。用“桃溪”典,还隐含“前度刘郎今又来”之意,切合旧地重寻的情事。
第二句用了一个譬喻,暗示“桃溪”一别,彼此的关系就此断绝,正象秋藕(谐“偶”)断后,再也不能重新连接一起了,语调中充满沉重的惋惜悔恨情绪和欲重续旧情而不得的遗憾。人们常用藕断丝连譬喻旧情之难忘,这里反其语而用其意,便显得意新语奇,不落俗套。以下两句,侧重概括叙事,揭出离合之迹,遥启下文。
“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三四两句,分承“桃溪”相遇与“绝来无续”,以“当时相候”与“今日独寻”情景作鲜明对比。赤阑桥与黄叶路,是同地而异称。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引顾况、温庭筠、韩偓等人诗词,说明赤阑桥常与杨柳、春水相连,指出此词“黄叶路明点秋景,赤阑桥未言杨柳,是春景却不说破。”同样,前两句“桃溪”、“秋藕”也是一暗一明,分点春、秋。三四正与一二密合相应,以不同的时令物色,渲染欢会的喜悦与隔绝的悲伤。朱漆栏杆的小桥,以它明丽温暖的色调,烘托往日情人相候时的温馨旖旎和浓情蜜意;而铺满黄叶的小路,则以其萧瑟凄清的色调渲染了今日独寻时的寂寞悲凉。由于是“独寻黄叶路”的情况下回忆过去,“当时相候赤阑桥”的情景便分外值得珍重流连,而“今日独寻黄叶路”的情景也因美好过去的对照而愈觉孤孑难堪。今昔之间,不仅因相互对照而更见悲喜,而且因相互交融渗透而使感情内涵更加复杂。既然“人如风后入江云”,则所谓“独寻”,实不过旧地重游,记忆中追寻往日的缱绻温柔,孤寂中重温久已失落的欢爱而已,但毕竟寂寞怅惆中还有温馨明丽的记忆,还能有心灵的一时慰藉。今昔对比,多言物是人非,这一联却特用物非人杳之意,也显得新颖耐味。“赤阑桥”与“黄叶路”这一对诗歌意象,内涵已经远远越出时令、物色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象征。
换头“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两句,转笔宕开写景: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傍晚。烟霭缭绕中,远处排立着无数青翠的山峦。夕阳的余辉,照映空中飞雁的背上,反射出一抹就要黯淡下去的红色。两句分别化用谢朓诗句“窗中列远岫”与温庭筠诗句“鸦背夕阳多”,但比原句更富远神。它的妙处,主要不景物描写刻画的工丽,也不景物本身有什么象征涵义;而于情与景之间,存着一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联系,使人读来别具难以言传的感受。那无数并列不语的青嶂,与“独寻”者默默相对,更显出了环境的空旷与自身的孤孑;而雁背的一抹残红,固然显示了晚景的绚丽,可它很快就要黯淡下去,消逝一片暮霭之中了。
结拍“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两句,收转抒情。随风飘散没入江中的云彩,不但形象地显示了当日的情人倏然而逝、飘然而没、杳然无踪的情景,而且令人想见其轻灵缥缈的身姿风貌。雨过后粘着地面的柳絮,则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感情的牢固胶着,还将那欲摆脱而不能的苦恼与纷乱心情也和盘托出。这两个比喻,都不属那种即景取譬、自然天成的类型。而是刻意搜求、力求创新的结果。但由于它们生动贴切地表达了词人的感情,读来便只觉其沉厚有力,而不感到它的雕琢刻画之迹。“情似雨馀粘地絮”,是词眼,全词所抒写的,正是这种执着胶固、无法解脱的痴顽之情。
此词纯用对句,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凝重风格。整首词于排偶中,仍具动荡的笔墨,凝重之外而兼流丽风姿。《白雨斋词话》评此词云:“美成词有似拙实工春,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臂,别饶姿态,都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以这段话评价此词的工巧深沉和灵活轻捷,应该是精当的。
这首诗题“鸭戏图”,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仲春景色,又融入诗人合理的想象,与原画相得益彰。
“竹外桃花三两枝”,隔着疏落的翠竹望去,几枝桃花摇曳身姿。桃竹相衬,红绿掩映,春意格外惹人喜爱。这虽然只是简单一句,却透出很多信息。首先,它显示出竹林的稀疏,要是细密,就无法见到桃花了。其次,它表明季节,点出了一个“早”字。春寒刚过,还不是桃花怒放之时,但春天的无限生机和潜力,已经透露出来。
“春江水暖鸭先知”,视觉由远及近,即从江岸到江面。江上春水荡漾,好动的鸭子在江水中嬉戏游玩。“鸭先知”侧面说明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敏感到春天的来临,这就与首句中的桃花“三两枝”相呼应,表明早春时节。这句诗化用了唐人诗句:孟郊“何物最先知?虚虚草争出”,杜牧(一作许浑)“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初春舟次》)。苏轼学古而不泥,前人诗句的造意,加上自己观察的积累,熔炼成这一佳句。“鸭知水暖”这种诉之于感觉和想象的事物,画面是难以传达的,诗人却通过设身处地的体会,在诗中表达出来。缘情体物又移情于物,江中自由嬉戏的鸭子最先感受到春水温度的回升,用触觉印象“暖”补充画中春水潋滟的视觉印象。鸭之所以能“先知春江水暖”是因为它们长年生活在水中,只要江水不结冰,它总要跳下去凫水嬉戏。因此,首先知道春江水温变化的自然就是这些与水有着密切关系的鸭子。这就说明:凡事都要亲历其境,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句诗不仅反映了诗人对自然的入微观察,还凝聚了诗人对生活的哲理思索。鸭下水而知春江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具有见微知著、举一反三的道理。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两句诗仍然紧扣“早春”来进行描写,那满地蒌蒿、短短的芦芽,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河豚欲上”借河豚只在春江水暖时才往上游的特征,进一步突出一个“春”字,本是画面所无,也是画笔难到的,可是诗人却成功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给整个画面注入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苏轼的学生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记载长江一带土人食河豚,“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菘菜三物”烹煮,认为这三样与河豚最适宜搭配。由此可见,苏轼的联想是有根有据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诗意之妙,也有赖于此。
“正是河豚欲上时”画面虽未描写河豚的动向,但诗人却从蒌蒿丛生、芦苇吐芽推测而知“河豚欲上”,从而画出河豚在春江水发时沿江上行的形象,用想象得出的虚境补充了实境。苏轼就是通过这样的笔墨,把无声的、静止的画面,转化为有声的、活动的诗境。在苏轼眼里,这幅画已经不再是画框之内平面的、静止的纸上图景,而是以内在的深邃体会和精微的细腻观察给人以生态感。前者如画,后者逼真,两者混同,不知何者为画境,何者为真景。诗人的艺术联想拓宽了绘画所表现的视觉之外的天地,使诗情、画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一首诗成功地写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全诗春意浓郁、生机蓬勃,给人以清新,舒畅之感。诗人苏轼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卷五《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在他的这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