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经应冠鳌顶，大人赋可动龙颜。
探梅腊雪园林后，对策薰风殿阁间。
若见故人询病叟，但言深入万重山。
千佛经应冠鳌顶，大人赋可动龙颜。
探梅腊雪园林后，对策薰风殿阁间。
若见故人询病叟，但言深入万重山。
诗的首联写山村与世隔绝，一尘不染。颔联写野鹤僧人，超然物外。颈联写竹树梅花，秀丽清香。尾联写人物，志趣相投。全诗语言优美，意境幽深。表现了作者鄙薄世俗，甘居林泉的思想感情。
诗的一二句写出山村与世隔绝，不染红尘的清雅幽深。“翠”而日“寒”，可松是松柏一类岁寒不凋、象征高洁之士的树木。一个“飞”字，化静为动，续以“崖壁”，极显松柏天矫如龙，身处悬崖峭壁而更傲岸挺拔的风姿。这“寒翠”之木，自然也是诗人耿介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山崖之外，便是尘嚣鄙伪之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今日脱彼人此，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
三四句续写山村中所松之景，表现一种悠然自得的萧散情趣。鹤缓行曲径而不飞，动中有静；僧倚石栏目注流云，静中亦有动。“松径雨”之“雨”，未必是实写，极可能是用王维《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意，状山林之苍翠欲滴。“僧倚云”则令人想到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闲爱孤云静爱僧”一语。而“石阑”亦可以推断是天然形成的栏杆状山岩。
“竹色溪阴松，梅香岸曲闻”一联，清丽优美，活色生香，王维、孟浩然“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佳句，可谓嗣响有人。所以顾嗣立《元诗选·周权小传》说“衡之句法，实多可观”，并举此联及其他一些句子为证。清溪南修竹曳疏影，曲岸后梅花传暗香，加之鹤行其下之松林，岁寒三友全都萃集诗中，令人生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之感。
最后二句，从景物转到山村中的主人与客人。“山翁”可能是隐居岩林的高士奇人，也可能是躬耕山村的淳朴老农，不管是哪种人，不管他们僻居深山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诗人心目中，他们都是归真返朴的体道者。他们邀请偶入此中、赋性与之相近的诗人饮酒，不须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须谈什么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相松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平凡闲话，便是世间至文，斐然成章。一个“总”字是全诗唯一的虚字，却最实在地表达了诗人企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返朴归真的情愫。可以想象，诗人会像陶渊明那样与山翁一醉方休，吟出“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元诗多以唐人为宗，是对宋诗的反拨，所以颇有风神秀朗之作，此诗便是学唐而深有所得者。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