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诗中作者以兄长的身份对胞弟谆谆教诲,既有惜别之意,还有宽慰之语,表现出对弟弟的无限疼爱之情,足见手足情深。全诗用语含蓄,情感丰富,场面阔大,景物鲜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堪称送别佳作。
此诗写依依不舍之情和李煜对小弟弟的宽慰,而在宽慰之中,自然包含了委以重任的心意。首联以“且维”二字领起,说姑且把将行之舟系住吧,有一层祈请的意味在其中。而“别酒重倾”则见出送别的酒一遍又一遍地喝过,而人还是没有登舟,舟还是没有启行,就将这层祈请的意思化为了惜别的深情,再加上“更迟迟”的烘托,“惜解携”的说明,诗的开篇就营造出了浓浓的送别气氛。次联转而写景,而景中含情。行舟而去的水流,波浪起伏,粼光闪烁,有如人内心波动的离别情感;两岸远山重重,林木秋色,深浅斑驳,渐渐远去,渐渐模糊,牵动着人送别的心绪。第三联就二人作分写,以见手足情深。弟弟将乘舟而去,去得越远,对京城的思念就越深;自己倚着栏杆向西眺望,目送轻舟驶向日落之地,消失在一片黄昏的水面之上,却无法带去自己的思念之情。二人一行一留,相互牵挂,离情似水,渐远渐生。第四联则将离别的伤感挽回,作宽慰之语。毕竟离开的是小弟弟,毕竟小弟弟此去所承担的是国家重任,出行之际,如果感情过于哀伤,既不利于弟弟的身心,也不利于职守的履行。因而说金陵与宣城虽然是两地,但有长江的贯连,往来方便,仿佛只是咫尺之隔,那就不必凄凄惶惶如同永别。
诗中次联写景抒情,场面阔大而景物鲜明,写得生动形象而又深情脉脉。上句中的“浩浪”“荡漾”写水天宽阔,江流不息,送者想象行人将要乘轻舟沿江流而远去,伫立遥望,直至目光所不能及。本来这阳光下的满江波涛是映在送别者的眼中,却因为波光的闪动而用了一个“侵”字,仿佛这流水与波光直入人的怀抱,激起了离别忧伤,而忧伤就与这江水汇合一起,长流不息,与这波光一样,起伏荡漾。下句写山是“乱”,写秋色是“高低”,都已见出人的情绪,而特别用了一个“凝”字来刻画,就写出了离别情感的沉重。人的感情本是抽象之物,借助于景物来写,就有化抽象为具象的功能。这二句,一动一静,相互映照,以流水波光和乱山高低写离别的忧伤,不仅生动地表现出感情的形态,还写出了情绪的质感,可触摸,可掂量,故而动人。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