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意垂垂，更刮地、寒风起。怎禁这几夜意。未散痴心，便指望、长偎倚。只替。那火桶儿、与奴暖被。
雪意垂垂，更刮地、寒风起。怎禁这几夜意。未散痴心，便指望、长偎倚。只替。那火桶儿、与奴暖被。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描写了成都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及繁华景象，流露出诗人对成都的眷恋之情。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题为《哥舒歌》，哥舒之所以值得歌唱，是因为他戍边抗敌，保国为民。但是，作者并不从激烈的战斗中直接表现他如何英勇善战，如何机智果敢，用兵如神等等，而是通过侧面描写的手法来突出主题。诗的第一句就把哥舒翰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渲染出来。人民为何赞扬，吐蕃何故畏惧；过去吐蕃长驱直入，如今又为什么“不敢过临洮”，这都是宣扬哥舒翰的赫赫武功。可见这样的描写是很富于启发性的。“哥舒夜带刀”，这个“夜”字是颇有讲究的，它把起兴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巧妙地联系起来了，把赞扬和崇敬之情融注于人物形象之中；同时又将边地的紧张气氛和人物的警备神态刻画出来了。“哥舒夜带刀”五个字干净利落，好像是一幅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像。在那简炼有力、富有特征的形象中，蕴藏了一股英武之气，给人一种战则能胜的信心，而给吐蕃以“屏足不敢近”的威慑。因此，就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诗的主题来讲，“哥舒夜带刀”比起那种冲锋陷阵的形象更丰富、更传神，更能诱导人们的想象。
这首《哥舒歌》可能是经过修改加工后的作品，但是它那种朴实和巧妙、明朗和含蓄相统一的风格，依然显示出民歌的特色。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本首诗是说明习禅贵有清妙之心，如是，则隐于山林或居于寺庙都是多事。所以“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只要心地充满慈悲，照彻光明，那么，在家修行更是本质意义上的“出家”。
这首诗所阐明的理趣同样是“明心见性”，贵在心性的自得，而非外在的求索。作者认为只要心灵湛然，意静思定，关照自身心性的清净，那么在庭院清幽的家中修持，同样也可以进入禅关，而不必刻意追求清谷幽林，深山寂野。
“只要心光如满月，在家还比出家闲”与上一首中的“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都重在言心性澄明，其意旨和理趣可谓互相呼应，一脉相承。佛法告诉我们人的本心本性即是我们通向自在、快乐、智慧的大门，心圆满清净了，则事事自然游刃而解，外界的一切是非曲直，好坏对错完全由我们内心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