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