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这是一首寄情山水的词。上片写词人路上的见闻和醉态,下片言词人对美好景物的怜惜之情。此词以空山明月般澄澈、空灵的心境,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夜人间仙境图,表现出一个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抒发了作者乐观、豁达、以顺处逆的襟怀。全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境界空灵浩渺,读来回味无穷。
作者在词中描绘出一个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把自然风光和自己的感受融为一体,在诗情画意中表现自己心境的淡泊、快适,抒发了他乐观、豁达、以顺处逆的襟怀。
小序叙事简洁,描写生动,短短五十四字,即写出地点、时间、景物以及词人的感受。它充满了诗情画意,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散文,可与其《记承天寺夜游》媲美。
上片头两句写归途所见:“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弥弥,是水盛的样子;层霄,即层云。春夜,词人在蕲水边骑马而行,经过酒家饮酒,醉后乘着月色归去,经过一座溪桥。由于明月当空,所以才能看见清溪在辽阔的旷野流过。”先说“照野”,突出地点明了月色之佳。用“弥弥”形容“浅浪”,就把春水涨满、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现出来了。广阔的天空还有淡淡的云层。“横空”,写出了天宇之广。说云层隐隐约约在若有若无之间,更映衬了月色的皎洁。野外是广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间仙境中,诗人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此两句暗写月光。
“障泥未解玉骢骄”,是说那白色的骏马忽然活跃起来,提醒他的主人:要渡水了!障泥,是用锦或布制作的马荐,垫在马鞍之下,一直垂到马腹两边,以遮尘土。《晋书·王济传》:“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乾障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曰:‘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词人在这里只是写了坐骑的神态,便衬托出濒临溪流的情景。
把典故融化于景物描写之中,这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此时,词人不胜酒力,从马上下来,等不及卸下马鞍鞯,即欲眠于芳草。“我欲醉眠芳草”,既写出了浓郁的醉态,又写了月下芳草之美以及词人因热爱这幽美的景色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可以说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过片二句,更进一步抒发十分迷恋、珍惜月色的心情,为“解鞍少休”补充了看来非常奇特,实际上更为充足的理由。琼瑶,是美玉,这里比作皎洁的水上月色。可惜,是可爱的意思。这一溪风月确实是太迷人了!那月光洒满了静静的原野,洒满了清澈的溪流,水月交辉,真像缀满了无数晶莹无暇的珠玉。如果策马前进,那些珍奇的珠玉书势必被马蹄踏碎,这怎么能行呢?词人在这里用的修辞手法是“借喻”,径以月色为“琼瑶”。由于感情真挚,这个境界是极为幽美、静谧、纯洁的。这一境界,是东坡独特的感受,前人似未曾有过。
“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末两句是说,我解下马鞍做枕头,斜卧在绿杨桥上进入了梦乡,听见杜鹃叫时,天已亮了。
词人终于用马鞍作枕,依靠着它斜卧在绿杨桥上“少休”了。这一觉当然睡得很香,及至醒来,“杜宇一声春晓”,春天的黎明又是一番景色了。这个结尾如空谷传声,余音不绝。妙在又将一幅清新明丽的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却留下了空白,让读者用自己丰满的联想去感受它。
此词所描绘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美景中,处处有“我”之色彩,景物成为塑造“我”的典型性格的凭据。词人不论是醉还是醒,是月夜还是春晨,都能“无入不自得”,随意而成趣,逐步展示词的意境。作者善于把意和境浑然凝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表现了自己与造化神游的畅适愉悦,读来回味无穷,令人神往。
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