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蝙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蝙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蝙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蝙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蝙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蝙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蝙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蝙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蝙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督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所作的一封家信。诗人在信中用平易浅显的语言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还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期望儿子们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体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生必有死,接着从孔子弟子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中,引出“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道理,然后就此分层叙说。
首先用年过知天命的岁数来回首已往,虽有自责,却也有清除非己的无奈和闲居躬耕的欢然自喜,孺仲妻的话使他深信对生活方式作出的选择,而不受拘束的生活也使他充分感受到羲皇上人般的闲适。这种对平生志趣的追述,实际上充满了“穷达不可妄求”的生活哲理。
其次是以病重难久的心情来交代后事,尽管没有足够的财产留给后代,诗人还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像鲍叔、管仲那样对待家产,像归生、伍举那样念及情谊,像韩元长那样兄弟同居,像汜稚春那样七世同财,这又是在“寿夭永无外请”思想支配下的殷殷嘱托。
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提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