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教春知。高楼横笛试轻吹。要一片、花飞酒卮。拚沈醉、帽帘斜插，折取南枝。
不教春知。高楼横笛试轻吹。要一片、花飞酒卮。拚沈醉、帽帘斜插，折取南枝。
此诗是写诗人欣赏壁画的过程与感受。全诗可分为两段。
首二句点题，写晚上秉烛观看壁画，壁画中画的是山水。第三句概括山水特征：水，洪波汹涌；山，高峻峥嵘。第四句写诗人对壁画的总体印象：就像处在仙境里隔海遥望赤城山一样。五六句说山水间没有雾气，景物清晰得就像山阴道上雪后初晴那样美。七八句说壁画中虽然流水回旋，可是听不到丝毫的湍流声，幽静得就像避乱之秦人处在桃花源一样令人安详。桃花源本来幽静，月下桃花源则更为安静。“窥花源”以上八句写观壁画。
最后六句写诗人观画后的感受。感受之一，心神清净。静极生动，反而觉得在壁画的层峦叠嶂中有秋猿哀鸣。感受之二，欢。因欢而放歌行吟，直至翌日清晨。感受之三，第二天清晨再观画，看到了海客扬帆，诗人于是产生了壮阔的胸怀：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人依照主观感受和想象所再造出来的，用以表现整个画面意境的艺术意象，是这样迷离，可是细加体味，其暗示性又是那样丰富，不仅不妨碍反而极大地吸引和调动读者，以其丰富的艺术联想去悉心感受它。虽嫌迷离，终觉美好。无怪乎诗人烛照此景而生仙游之想。不写具象写意象，不从实处描摹，而从虚处传神，画之所长，诗之所短，力避之，画之所短，诗之所长，力扬之，正是此诗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诗《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不见于《柳河东集》。宋人蔡正孙《诗林广记》中选柳诗五首，其三即此诗，今人考证为柳宗元所作。
柳宗元初贬永州无以为居，寓居在潇岸四无邻舍的龙兴寺内，公元810年（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侧畔，筑室茨草，与农户为邻。他在《田家》诗中描写了周围的环境：“古道绕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渌。……行人迷去住，野鸟竟栖宿。”永州地处楚南、五岭北麓，偏僻荒凉。而他居住的愚溪一带更是杂草从生，蓼花披岸，溪水清寒，道无行人。
诗的前两句写景，描写柳居孤寂清冷的环境：柴门多日紧闭不开、石阶上铺满了皑皑白雪，分不清高底，没有人来访。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雪后柳居前的清冷荒凉之景，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他人生境遇的寂寞。
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曾在长安叱咤风云。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昔日政治上的挚友相继被贬，天各一方，不通音讯。来永州不久，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病故，而朝廷连发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早日复用的希望破灭了。政治上的迫害，人世间的诸多失意，给他难以承受的打击。他这时的心境正如他在《南涧中题》所述：“去国魂以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柴门多日紧闭不开是他内心寂寞的独白，而石阶上铺满的皑皑白雪便是人世间清冷的抒写。
诗的后两句叙事抒情。诗人说：为何要把琼玉般的白雪踏碎？是因为有朋友从京城给我寄了诗来。欣喜之情跃然诗间。柳宗元自公元805年（永贞元年）被贬永州至公元808年（元和三年），未有故旧大臣给他写信，后虽有些书信来往但也不多。除随行的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外，几乎没有朋友与之交往。空寂孤寂，怀人泪垂。就在这时，接到了早年朋友王涯寄来的诗，他无比高兴。这一“蹈”字，极传神地描绘出他的欣喜之情。
前人评价柳宗元诗歌的特点在于语言峻洁，气体明净，善于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真挚的感情。此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感情外露了些，其实子厚在这里“以乐景写哀事”，以反衬的手法极含蓄地表现了长期潜伏于内心而永难排遣的寂寞与痛苦，让读者在岭外荒远凄寒的景象中，看到了一位手举故乡远方寄来的诗笺，足蹈琼瑶，双泪空垂的凄美形象；听到了一千几百年前的回荡在他心胸间的悲凉凄楚、愤愤不平的感慨。
《华山》是寇准七岁时的咏诗。寇准，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稀世神童，他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据史书记载，寇准小时候，其父大宴宾客，饮酒正酣，客人请小寇准以附近华山为题，作《咏华山》诗，寇准在客人面前踱步思索，一步、二步，到第三步便随口吟出了这首传为千古佳话的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即情之作，每一句都突出了华山的高峻陡峭，气势不凡，显得贴合山势，准确传神，可谓是难能可贵的佳作。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这两句诗意思是说，比华山高的只有蓝天，也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齐，极写华山巍峨高耸之非常。其中“只有”一词说明了华山极高，再比华山高的就只有那蓝天了；“更无”说明华山是唯一最高的山峰，再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起平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这两句意思是说，当你站在高高的山顶的时候，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红日仿佛就在你的头顶上；低头俯瞰脚下，蒸腾的云雾正在半山腰缭绕弥漫。“红日”后之“近”字，“白云”后之“低”字，都极有力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与陡峭。
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对仗工整、严谨，没有一丝一毫的刀斧痕迹。二是炼字精准，不着任何痕迹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巍峨与陡峭，如前两句中的“只有”、“更无”和后两句中的“近”、“低”，都用得十分精准，十分巧妙。无论是对仗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遣词炼字的功力，都说明了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之，教人不敢相信它竟然出自于一个七岁孩童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