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的上片由景起，写绝塞秋深，一片肃煞萧索景象，渲染了凄清冷寂的氛圈。过片点明佳节思亲之意、结句又承之以景，借雁南归而烘托、反衬出此刻的寂寥伤情的苦况。

　　上阙写秋光秋色，落笔壮阔，“六曲屏山和梦遥”点出边塞山势回环，路途漫长难行，遥应了“绝塞”一词，亦将眼前山色和梦联系起来，相思变得流水一样生动婉转，意境深广。下阙更翻王维诗意，道出了不为登高。只觉魂销这样仿佛雨打残荷般清凉警心的句子，轻描淡写地将王维诗意化解为词意，似有若无，如此恰到好处。结句亦如南雁远飞般空旷，余意不尽。大雁有自由飞回家乡，人却在这深秋绝塞路上渐行渐远。愁情沁体，心思深处，魂不堪重负，久久不消散。

　　“不为登高。只觉魂销”一句，词中有诗的意境。也非是用词这种格式流水潺潺地表达，换另一种都不会如此完美。“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是杜牧诗中意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王维诗中景象。而今，这一切尽归容若。容若此词，看似平淡，其实抬手间已化尽前人血骨。

　　纳兰容若一向柔情细腻，这阙《采桑子》却写得十分简练壮阔，将边塞秋景和旅人的秋思完美地结合起来。仅用聊聊数十字写透了天涯羁客的悲苦，十分利落。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的诗，没有什么艰涩的意象，很清新淡雅，并且浅近直白。诗人借菊花以自比，在诗词中属于香草美人笔法。

　　首联诗人先描写故园中的菊花淡放的情形，开得并不张扬，而是淡淡的幽然的开放，而且开得那么突然，所以颔联写它就好像是一夜的霜降后从天空坠落一般。写出了菊花高傲的品质，不铺排张扬，但是却内涵丰沛，在单淡然中凸现其品质。

　　后两句是诗人的托物起兴，以菊花自比。颈联写到多少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估计诗人自己也在内吧，尾联写尽借篱落看秋风，篱落是指篱笆，记的范成大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篱落，“日长篱落无人问”。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从这篱笆里面的开放的秋菊中看尽了浓浓衰飒的秋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陶渊明以来，菊花就是隐士、高洁的象征，诗人就是借菊花表现自己的高洁品格。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后来也称元宵节。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每年这天晚上，京都洛阳都要大放花灯，夜间照例不戒严，观赏花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车马喧哗，市井之民欢歌笑语，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文人数百人赋诗记其盛景，当时以苏味道、郭利贞、崔液三人所作为绝唱。该诗描绘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夜神都观灯的景象。

　　诗的首联总写节日气氛：彻夜灯火辉煌，京城弛禁，整个城池成了欢乐的海洋。“火树银花”形容灯采华丽。史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皇城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这虽不是作者笔下的那个夜晚，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盛况如许。“合”字是四望如一的意思，是说洛阳城处处如此。唐代，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诗中说：“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苍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可与此诗相印证，可见隋唐时代洛阳皇城端门的元宵节观灯盛况。是说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远远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桥银河了。

　　颔联写元夕车马游人之盛。由于车马交驰、游人杂沓，扬起了道路上的阵阵尘土。在平常的夜间，即使有尘土飞扬，人也是看不见的。但元夕之夜，由于月光灯影的照耀，却分明可见随着车马的飞驰而去，后面便扬起一阵飞尘，这就是所谓“暗尘随马去”。本不可见的“暗尘”因“正月十五夜”的月光灯影而见，这正是对元夕的传神描写。着一“去”字，写出了马的奔驰和尘土飞扬而去的态势。纪昀说此句得神处在一“暗”字，固极有见。其实，“去”字也同样精彩，从中仿佛可见车马飞驰时卷起的气流，下句专写人的活动，却不忘交代元夕的特点。由于是望月，所以满月的清光映照着东都城的每一个角落。游人熙熙攘攘，摩顶接踵，月亮的光辉始终与人相随。由此“明月”还可进一步想象灯月交辉的热闹场景。

　　颈联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挑出一类人来写，这就是“游妓”。她们可能是王公贵戚之家的歌舞妓人，为了相互夸示而让她们出来表演助兴的，她们自己也可借此观赏元夕灯月交辉、人流如织的热闹景象。总之，既是观赏者，又是元夕的一道亮丽风景。两句一句写她们的美貌，一句写她们的技艺。单有火树银花的灯影和众多的游人车马，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元夕京城的热闹繁华，必须再加上美貌如花的歌妓和彻夜笙歌，才是声色光华交相辉映，极喧阗热闹之能事。

　　这就逼出了结尾两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又称“执金吾”，指京城里的禁卫军。据史记载唐代设左、右金吾卫，主管统率禁军。玉漏，指古时的计时器，用铜壶滴漏以记时。统观全诗词采华艳，绚丽多姿；而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

　　首句“嵩云秦树久离居”中，嵩、秦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所在的长安。“嵩云秦树”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名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云、树是分居两地的朋友即目所见之景，也是彼此思念之情的寄托。“嵩云秦树”更能够同时唤起对他们相互思念情景的想象，呈现出一副两位朋友遥望云树、神驰天外的画面。

　　次句“双鲤迢迢一纸书”是说令狐从远方寄书问候自己。双鲤，语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这里用作书信的代称。久别远隔，两地思念，正当自己闲居多病、秋雨寂寥之际，忽得故交寄书殷勤问候自己，格外感到友谊的温暖。“迢迢”、“一纸”显出对方情意的深长和自己接读来书时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念之情。

　　三、四两句“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转写自己目前的境况，对来书作答。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曾为梁孝王宾客。梁园是梁孝王的宫苑，此喻指楚幕。作者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到837年（开成二年），曾三居绹父令狐楚幕，得到令狐楚的知遇；公元837年（开成二年）应进士试时又曾得到令狐绹的推荐而登第，此处以“梁园旧宾客”自比。司马相如晚年“尝称病闲居，.既病免，家居茂陵”，作者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因丁母忧而离秘书省正字之职，几年来一直闲居。这段期间，他用世心切，常感闲居生活的寂寞无聊，心情悒郁，身弱多病，此以闲居病免的司马相如自况。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