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一首玩赏风景作品，但由于融进了感叹国家兴亡的内容，从而使它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骤然加重。全词景象大开大变，但由于描写有序、布局有致，又有“玩月”二字贯穿其间，加上词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提纲挈领，所以，全词结构仍显得很严谨。
全词共分三部分。上片起首两句为第一部分，先总写月照澄江、水映长空的雄伟景观。上句由月而及江，下句由江而及月，勾勒出一幅月光水色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用“辗”字而不用“照”字，是因为“辗”字有转动的意思，用在这里，不仅与“冰轮”搭衬得当，而且，还给人以运动感，仿佛看到了倒映在江水中的皓皓月轮，正随着江水的流动而缓缓移动。“隐”字可谓一字传神，写出了月光无声地射照江水的韵致。而“寒”字，既与上句的“冰轮”相绾合，又暗伏下片的“秋色”。这两句的江月传神写照，境界阔大，景象宛然。
从“危阑”句到下片的“又疑是”句是第二部分，写秋月照耀下的江乡景色。“危阑”句承上启下，顺笔交代一下“溪堂玩月”的感受，词人完全陶醉在这画图般的景色之中了。“危阑”，照应了题面中的“溪堂”二字，说明“玩月”的所在是临江的楼台。“醉倚”，写出了作者凭栏玩月赏景的情态，但“醉”字不一定是“酒醉”的“醉”，而是“陶醉”的“醉”，著此一字就把词人彼时的心态也写出来了。词人自我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这幅秋江月夜图的内容，也使它显得更有情趣。接下来“隔烟村”数句，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人如画”的“画”作了具体的描绘。“隔烟村”句从听觉的角度写渔舟夜归。词人只是凭栏所闻，而且又因隔着烟霭迷蒙的江村，不辨渔舟从光而来，归向光处，故云“光处鸣榔”。“乌鹊”三句从视觉的角度着墨，写了三种事物的三种表现：乌鹊倦于栖息，鱼龙惊而跃起，只有北斗星默默地挂在垂杨梢头。至于乌鹊光以“倦栖”，鱼龙又光以“惊起”，是因为月光明亮，还是因为渔舟鸣桹，词人没说，也不必说，光况“倦”、“惊”云云，本来就包含着想象的成分，带上了词人的主观感觉。这三句虽然都从局部着墨，但布局得宜，很有层次，而且静中有动，使这幅“画”显得更有生意。
过片继续写景。换头两句又从整体上勾勒一笔，为上片所写之景描绘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瑰伟壮丽：芦花千顷，江水迷茫，渺无天际的秋色笼罩着整个江乡。芦花是江乡秋色中最富代表性的景物之一，写芦花便突出了江乡的特点。而云“千顷”，则极言辽阔无垠，并非确指。至于“水微茫”，这一则是月光水色交相辉映，二则也因为芦花纷纷扬扬，所以远远看去，便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
下片“楼台”两句与上片“危阑”句遥相呼应，把镜头拉到自己的身边来，进一步抒写凭栏“玩月”的感受。词人伫立江楼，看到秋江月夜下的清丽景象，恍若梦游仙境，又仿佛置身于洛水之滨，湘水之畔。这里“洛浦潇湘”合而用之，不仅突出了江乡之美，给词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涂上了一层神奇色彩，同时也强化了词人的览物之情，流露出词人对江乡的热爱之忱。
结拍三句为第三部分，景象陡然一变，情调转入悲凉，寄寓了词人的国家兴亡之感。“风露”句极写寒气浓重，浩然莫御。“山河”句和篇首“冰轮斜辗”遥相呼应，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景象的变化和词人“溪堂玩月”之久。但既云“山河影转”，境界就更为开阔，整个空间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而不仅仅局限于“溪堂”和“江乡”，它分明织进了词人的想象。这两句全为结拍一句蓄势。“今古”句是全词的结穴所在，也是作者“溪堂玩月”的最后感触所在。从古到今，明月无殊，普照人间。词人这种“今古照凄凉”的感受首先是从严酷的现实而来。半壁江山落于金人之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仅不思恢复，还对主张和坚持抗金的人进行压制迫害，使他们“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词人自己的抗金方略，不但未被采纳、不被理解，反遭陷害。此时，词人登上江楼，看到雄伟壮丽的秋江月夜景色，自然要引起他的无限感慨。词人还想到了“古”，想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南北分裂局面，故云“今古照凄凉”。“山河影转”句已自隐寓着江山易主之感，最后再以“今古”句一结，就和盘托出了作者感时伤景的悲凉情怀，使全词意韵和格调为之一变，带上一层浓重的悲古伤今、感叹兴亡的色彩。这样就使词从词人赏玩风景的情事范围开拓出去，具有了更多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涵。总观结拍三句，气象恢宏，意境雄浑，声情悲壮，含义深远。
陈亮所作的词的风格并非单一，于豪迈奔放之外还有幽雅秀丽的一面，而这首词则又另具风韵，远非豪迈奔放和幽雅秀丽所能概括。这首词的内容如题，通篇描绘秋江月夜的瑰丽景象，只在词的结尾处才透露出作者感时伤怀的悲凉情怀。
这篇文章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文章首先写古代帝王建立王业后，为了把政权“传之万代”，必先扬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政治清明，国家安定。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那时“内外康宁，遂臻至治”。但近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即无为无欲之风渐坠，好奢纵而忘卑俭，骄侈劳人之事日多，近小人而远君子，好尚奇异，求贤之心日衰，畋猎为欢，君臣关系淡薄，傲气日增，不关心人民疾苦。最后希望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文章词正理直，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入微。
文章第三段为劝说唐太宗不要玩物丧志，便举了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的例子。这两个都是在历史上留有美名的皇帝，和唐太宗放到一块儿身份相同，又有些恭维的意思。“陛下居常议论，远辈尧舜，今所为，更欲在汉文、晋武下乎？”这是一反问，目的是谲谏太宗。即顾全了皇帝的颜面又指出了其过失，并且词旨剀切，这为说理性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也为革新六朝浮华无物的文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说明作者还是以定国安邦为出发点，希望君主能够听从劝告的。因此在行文上尽量避免直白的语气，换做是委婉含蓄的笔法来写。
文章第三至第十二段列举了十条唐太宗的缺点：
一、迷恋财物：过去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轻用民力：过去视人如伤，现在故劳役者；
三：乐身营欲，追求享受：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以劳人；
四、亲小人，远忠臣：过去“砥砺名节”，“亲爱君子，疏斥小人”，现在“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
五、好尚奇珍，贪图玩乐：过去“捐金抵璧，反朴还淳”现在“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奇之作，无时能止”；
六、人思苟免，莫能尽力，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过去“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现在“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
七、热衷盘游之娱，酷爱打猎：过去“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现在“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八、忽略下层民意：过去“君恩下流，臣情上达”，现在“多所忽略”；
九、志在嬉游，荒于政事：过去“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现在“不复专心治道”；
十、劳弊尤甚，奴役百姓：过去“矜育之怀”，现在“疲于徭役”。
以上十条，款款是针对唐太宗失德之处拟定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条建议或意见并没有完全将唐太宗这些年的励精图治全盘否定。虽然小有微疵，但瑕不掩瑜，要不然太宗皇帝也不会“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了，后来还“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并说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从这些举动上看唐太宗还是听进去了魏征的意见。文中像“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等等都是作者精心提炼出来可供帝王资政的治世格言。
文章开篇正面阐述帝王之道，在于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贱珍奇。指出唐太宗开业之初能抑损嗜欲，躬行节俭，许之以仁义之道和俭约之志，近年来德音在耳而行事已乖。接着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条：求马市珍、滥用人力、纵欲拒谏、远君子近小人、好尚奢靡、轻为臧否、嗜好田猎、脱离群众、乐极志满、劳扰百姓。在每一条中都将早年的太宗同晚年的太宗对比，委婉恳切地让太宗知道自己逐渐在向可怕的方面转变。文章条分缕析、词旨剀切，气势雄骏，连太宗也“深觉词强理直”（《贞观政要》）。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