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东山上建有白云堂和明月堂,所以诗里那蔷薇、那白云、那明月,都不是信笔写出的,而是切合东山之景,语带双关。李白的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即使在下笔时要受东山这样一个特定地点的限制,要写出东山的特点和风物,但成诗以后,仍显得极其自然和随意,毫无拘束之态。
李白向往东山,是由于仰慕谢安。这位在淝水之战中吟啸自若,似乎漫不经心地就击败苻坚百万之众于八公山下的传奇式人物,在出仕前就是长期隐居东山。当匡扶晋室,建立殊勋,受到昏君和佞臣算计时,又曾一再辞退,打算归老东山。所以,在李白看来,东山之隐,标志着一种品格。它既表示对于权势禄位无所眷恋,但又不妨在社稷苍生需要的时候,出而为世所用。李白向往的东山之隐,和谢安式的从政是相结合的。在陶醉自然、吟咏啸歌之际,并不忘情于政治;而当身居朝廷的时候,又长怀东山之念,保持澹泊的襟怀。李白一生以谢安自期、自比。“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都是在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下,从不同的角度想到谢安和东山。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约正在长安。唐玄宗亲自下诏召他进京,看来是够礼贤下士的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像谢安那样大展雄才的机会。相反,由于诗人的正直和傲慢,却招惹了权贵的忌恨。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帝用疏之。公(李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这就是李白这首诗的背景。从“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可以看出,诗人在默算着离开“东山”(实际上指进京以前的隐居之地)的时日。流光如驶,岁月老人。他有像谢安与东山那样的离别,却未成就像谢安那样的功业。因此,在诗人的沉吟中,已经包含着光阴虚度、壮怀莫展的感慨了。当初,诗人告辞东山时,同样也舍不得丢开那种环境和生活,只不过为了实现匡国济世之志才暂时应诏而去。但如今在帝城久久淹留却毫无所成,自然对不起东山的风物。所以“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两句中所包含的感情,一方面是向往,一方面又有一种内疚,觉得未免辜负了那儿的白云明月。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形象地说明了,饮酒、狎妓、观舞并且亲自歌舞,是李白的生活方式之一。“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表现了对谢安的隐居生活的向往。
这两首诗应该看作是李白的“归去来辞”。他向往着东山,又觉得有负于东山。他是要归去了,但他的归去却又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是决心做隐士,是去而不返的。李白却没有这种“决心”。“东山”是和谢安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向往东山,既有隐的一面,又有打算待时而起的一面。“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他的东山之隐,原来还保留着这样一种情愫。诗中李白隐以谢安这样一个人物自比,又用白云、明月来衬托他自己的形象,那东山的白云和明月显得十分澹泊、明洁;而李白的情怀,便和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了。
这首诗是作者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之后的即兴作品。
此诗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写谢谏议送来的新茶,至精至好至为稀罕,这该是天子、王公、贵人才有的享受,如何竟到了山野人家,似有受宠若惊之感。中间叙述煮茶和饮茶的感受。由于茶味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吃到第七碗时,觉得两腋生清风,飘飘欲仙,写得极其浪漫。最后,忽然笔锋一转,转入为苍生请命,希望养尊处优的居上位者,在享受这至精好的茶叶时,知道它是无数茶农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在山崖峭壁之上采摘来的。诗人期待茶农们的苦日子能有尽头,诗里蕴含着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全诗奇谲特异,句式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行文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一气呵成。
第一段分两层。头两句为第一层:送茶军将的叩门声,惊醒了他日高三丈时的浓睡。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白绢密封并加了三道泥印的新茶。读过信,亲手打开包封,并且点视了三百片圆圆的茶饼。密封、加印以见孟谏议之重视与诚挚;开缄、手阅以见作者之珍惜与喜爱。字里行间流溢两人的互相尊重与真挚友谊。
第二层写茶的采摘与焙制,以烘托所赠之茶是珍品。头两句说采茶人的辛苦。三、四句天子要尝新茶,百花因此不敢先茶树而开花。接着说帝王的“仁德”之风,使茶树先萌珠芽,抢在春天之前就抽出了金色的嫩蕊。以上四句,着重渲染珍品的“珍”。以下四句,说像这样精工焙制、严密封裹的珍品,本应是天子王公们享受的,而今竟到这山野人家来了。在最后那个感叹句里,既有微讽,也有自嘲。
以上全用朴素的铺叙,给人以亲切之感。诗中虽然出现了天子、仁风、至尊、王公等字样,但并无谄媚之容,而在“何事”一句中,却把诗人自己和他们区别开来,把他划入野人群中。作为一个安于山林、地位卑微的诗人,他有一种坦直淡泊的胸襟。卢仝一生爱茶成癖。茶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口腹之欲,茶似乎给他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似乎只有在这片天地中,他那颗对人世冷暖的关注之心,才能略有寄托。第二段的七碗茶,就是展现他内心风云的不平文字。
反关柴门,家无俗客,这是一种极为单纯朴素的精神生活所要求的必要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摆脱可厌的世俗,过他心灵的生活。纱帽,这里指一般人用的纱巾之类。诗人纱帽笼头,自煎茶吃,这种平易淡泊的外观,并不说明他内心平静。读完全诗,读者才会见到他内心炽热的一面。
碧云,指茶的色泽;风,指煎茶时的滚沸声。白花,煎茶时浮起的泡沫。在茶癖的眼里,煎茶自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这里也不单纯是为了修饰字面。以下全力以赴写饮茶,而所饮之茶就像一阵春雨,使他内心世界一片葱翠。在这里,他集中了奇特的诗情,并打破了句式的工稳。在文字上作到了“深入浅出”,或者说“险入平出”。七碗相连,如珠走盘,气韵流畅,愈进愈美。“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看似浅直,实则沉挚。第三碗进入素食者的枯肠,已不易忍受了,而茶水在肠中搜索的结果,却只有无用的文字五千卷。似已想入非非了,却又使人平添无限感慨。第四碗也是七碗中的要紧处。他写来轻易,笔力却很厚重。心中郁积,发为深山狂啸,使人有在奇痒处着力一搔的快感。饮茶的快感以致“吃不得也”的程度,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可能也有,但也应该说这是对孟谏议这位饮茶知音所送珍品的最高赞誉。同时,从结构上说,作者也要用这第七碗茶所造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转入下文为苍生请命的更明确的思想。这是诗中的“针线”,他把转折处连缝得十分熨贴。
蓬莱山是海上仙山。卢仝自拟为暂被谪落人间的仙人,想借七碗茶所引起的想象中的清风,返回蓬莱。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不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所以想回蓬莱山,替孟谏议这位朝廷的言官去问一下下界苍生的事,问一问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喘息和休息的机会。诗人期待劳苦人民的苦日子能有尽头,得有喘口气的一天。可知诗人写这首饮茶歌的本意,并不仅仅在夸说茶的神功奇趣,背后蕴藏了诗人对茶农们的深刻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