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着意描写春景。“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点明时节是早春,时间是白昼。
“睹园林”以下描写春色蓬勃的园林。“万花如绣”运用比喻总括春色,表现出大自然旺盛的生机。“海棠经雨胭园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这是在总括之后具体描写海棠花以及柳条。词人用拟人的手法,将海棠拟为胭园、柳叶比作宫眉。“胭园透”写出了经雨后海棠的鲜艳色泽;而一个“翠”字则将柳叶碧嫩的颜色写了出来。红花碧柳,两相映衬,十分耀目,显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色。
下片着重抒发游兴。“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说明踏青者并非一人,而是一群人手拉着手集体出游。这两句既点明了郊游之乐,又将载歌载舞的郊游场面描写得十分热闹。“醉醺醺、尚寻芳酒”,本就已经醉意醺醺了,可郊游之人还要寻醉,足见其不拘形迹、恣纵狂放的情态。“问牧童”三句,化用杜牧《清明》一诗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意,将踏青的欢畅意绪推至最高点。
全词围绕着“春游”这个题目层层深入,写尽春色,写尽游人的雅兴。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写得有声有色,情景交融,淋漓尽致,真实地再现了作者生活时代人们的情趣,流露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审美的角度看,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情趣和艺术功力,都属上乘之作,值得借鉴。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这是一首意境凄迷朦胧的送别词。
此词选取满溪之蘋绕堤之柳、低垂之月、霏霏之烟、凄凄之风、寂寒之鸥等景象,营造出一个朦胧的境界,有效地渲染、烘托出送者凄迷的心境。全词以景语结情,熔情入景,其显著特色是词调声情与词情妙合无间。词用平声,其音低抑,如诉如泣,而且句句押韵,韵脚既极密,声情便紧促。特别是过片二句,全用阴平声,尤见低抑。低抑的韵脚、字声与急密的韵位构成一部声情悱恻的凄调,与词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
起首一句,写送行途中所见景象。“苹满溪。柳绕堤。”青苹满溪,其含意无异于芳草萋萋,亦是关别情。垂柳绕堤,则暗示沿曲曲溪柳送行之远。熔情入景,寓事于景,意蕴包孕很丰富,语言却极简练,只六个字。
“相送行人溪水西”承上,点明送行之事,也点明全词的词旨。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溪水西”就是送者不得不止、行人终于别去之处。无限凄惘,见于言外,因为水西一别,行人已经渐行渐远,则送者不得不返。
歇拍即写送者归来所见景象:“回时陇月低。”陇月即山月,山月低垂,则天将拂晓。可见,送行之时是拂晓之前。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回时”二字,写送者沿送行原路折回。方才顺此路送行,此时逆此路返回,却是孤身一人,唯有低垂之陇月,照见形单影只而已。“陇月低”三字,妙景物之特征与情感之特征相似。此句陇月之低垂,与送者心情之低沉,特征完全相同;低垂的陇月,正象征着低沉的心情。
上片描写送别情境,下片则转写别后情境。过片两句,纯为景语,写的是:拂晓之后,山水原野,烟霭霏霏笼罩,寒风凄凄交加。而送者的心灵,同样笼罩凄迷怅惘之中,这景语又正象喻着心情。这两句不但有景象吻合心情之妙,而且有声情吻合词情之妙。这两句共六字,字字皆阴平,构成凄凉之调,读来愈觉其凄楚。
“重倚朱门听马嘶”写:送者已回到家门,可是仍不能平静,因为家门反而触动了伤心 怀抱,所以送者转过身来,背靠朱门,面向远方,重新举目眺望行人所去的方向,可是,只听得路上过往的马嘶声,再也不见那人的影子,声声马嘶想必紧揪着送者的心。
结句“寒鸥相对飞”将凄迷的词情推到极致:此时,天地间唯有那霏霏晓烟中飞来飞去的寒鸥,与孤独的送者相对。人鸥相对,只是一片静默而已;这静默之中,包含着无限的悲哀。此句还含蓄地点出送者为女性,行人为男性。温庭筠《河传》词云:“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可与此词参看。抒情主人公送行归家,闻路上马嘶声,犹倚门倾耳而听。一个“听”字,写出其心动神驰之状,而一个“重”字,则其念兹兹之情亦可想。骑马去者必为情郎,则“倚朱门”者自是怨女。对此作者偏不于明处交代,只从“听马嘶”一幕曲折透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