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主人公凭栏远眺的感受,引出离别相思之苦,下片用一系列离别相思的典故,使离愁别绪进一步深化。全词以写意为主,全凭涵咏的意境取胜。
词从凭栏写入。“春”字点出季节,“独”字说明孤身一人。当春独立,人之了无意绪可知。“栏干十二”,着一“凭”字,表示凭遍了十二栏干。李清照词:“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辛弃疾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倚遍”、“拍遍”,都是一种动作性的描绘。这里说栏干十二,一一凭遍,说明词中人物凭眺之久长、心情之焦切。这一句不只点出了时、地、人,还写了人物的处境、动作和情态。
“晴碧远连云”承上句凭栏所见,以“晴碧”着色,正面咏草。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晴则色明。“远连云”,是说芳草延伸,至目尽处与天相接。杜牧《江上偶见绝句》:“草色连云人去住。”可见此景确实关乎别情。
写景如画,亦有点染之法,即先点出中心物象,然后就其上下左右着意渲染之。“晴碧”句是“点”, “ 千里”两句为“染”。“千里万里”承“远连云”,从广阔的空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的绵延无垠。 “二月三月”应首句一个“春”字,从“草长”的时间上加以渲染,极言春草滋生之盛。
“行色苦愁人”句将人、景绾合,结出不胜离别之苦的词旨,并开启了下片的抒情。“行色”总括 “ 晴碧”三句,即指芳草连天之景这一远行的象征。这种景象在伤离的愁人眼中看出,倍赠苦痛,因为引起了对远人的思念。
下片先用典来咏物抒情。
“谢家池上”,指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这首诗是诗人有感于时序更迭、阳春初临而发,故曰“吟魄”。 “江淹浦畔”,指江淹作《别赋》描摹各种类型的离别情态,其中直接写到春草的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因为赋中又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所以欧词中出现“江淹浦”与“离魂”字面。
接着“那堪”一句用景色的变换,将此种不堪离愁之苦的感情再翻进一层。“疏雨滴黄昏”,则是黄昏时分的雨中之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结拍“更特地忆王孙”, “更”与“那堪”呼应,由景入情,文意连贯而下。
“忆王孙”本自“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至此,确知词之主人公是思妇无疑。她于当春之际,独上翠楼,无论艳阳晴空,还是疏雨黄昏,她总是别情依依,离梦缠绕。宋词之由婉约到豪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欧公乃是这一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这一点,在此词中有集中体现。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辽远阔大,语言质朴清新,与一般描写离别相思之苦的婉约词已有所区别。
《乞食》一诗,是陶渊明躬耕生涯之一侧面写照,至为真实,亦至为感人。这首诗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也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朴拙真率的个性。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渊明归耕之后,备尝农民之艰辛,尤其是饥饿。《有会而作》云:“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饮酒》第十六首云:“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皆可印证。起二句直写出为饥饿所逼迫,不得不去乞食的痛苦情形和惶遽心态,诗人自己也不知该往何处去才是。“竟”之一字,透露出反覆的思忖,既见得当时农村之凋敝,有粮之家太少,告贷几乎无门;亦见得诗人对于所求之人,终究有所选择。渊明乃固穷之士。萧统《陶渊明传》载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粱肉,(渊明)麾之而去”,就是一好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走啊走啊,不期然地走到了那一处墟里。由此可见,虽然“不知竟何之”,但下意识中,终究还是有其人的。此人当然应是一可求之人。尽管如此,敲开门后,自己还是口讷辞拙,不知所云。乞食,对于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毕竟是难于启齿的呵。“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见渊明此时的饥色和窘样,他全明白了,立刻拿出粮食相赠,诗人果然不虚此行。多么好的人呵!诗情至此,由痛苦惶遽转变、提升为欣慰感激。“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主人不仅急人之难,而且善体人情。他殷勤挽留诗人坐下相谈,两人谈得投机,不觉到了黄昏,饭已经做好了,便摆出了酒菜。诗人已经无拘无束了,端起酒杯便开怀畅饮。渊明爱酒。“倾”之一字,下得痛快,这才是渊明“质性自然”之本色呵。“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诗人为有这位新交而真心欢喜,谈得高兴,于是赋诗相赠。从“新知”二字,可见主人与诗人尚是新交,但诗人心知其人亦是一雅士,所以才“行行至斯里。”下面四句,正面表达感激之情,是全诗的主要意旨。“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钓于城下,诸母漂(絮),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后来韩信在刘邦部下立大功,封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诗人借用此一典故,对主人说,感激您深似漂母的恩惠,惭愧的是我无韩信之才能,难以报答于您。“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您的恩惠我永远珍藏在心里,今生不知如何能够答谢,只有死后我在冥冥之中,再来报答于您。中国古代有“冥报”的说法,如“结草衔环”的故事便是。“冥报”之语,表达的是至深至高的感激之忱。“冥报”之是否可能,虽可不论,但此种感激之忱,则至为珍贵。
此诗的启示意义,超越了乞食一事。全幅诗篇语言平淡无华,却蕴发着人性美丽的光辉。主人急人之难,诗人感恩图报,皆至性真情,自然呈露,光彩照人。这是两种高尚人格的对面与相照。急人之难,施恩不图报;受恩必报,饮水不忘挖井人——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的传统美德。诗中映现的两种人格,深受传统美德的煦育,亦是传统美德的体现。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