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初春的山景水色,表现游子淡淡的思乡之情。一句写水,初春气暖,冰融水流,河床空旷宽阔了,是横写。二句写山,青山苍翠,一片碧绿,是纵写。前两句诗描写“江旷”、“山长”之景,雄浑阔大,气象万千,为诗歌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后两句诗突出“他乡”二字,在天长地阔的春光中,诗人独自一人在异地他乡面对,此情此景类似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三、四句进一步写远望,特意点出“他乡”,后边才有了驿道“长亭”以及柳和花。春天往往是家人思念外出之人的时节,也是游子思乡的最甚时节,何况又在早晨。诗写得含蓄美妙,情景交融。此诗与杜甫的另外一首诗相似:“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杜甫漂泊他乡,望着眼前迷人的春景,思乡之情越发强烈,不禁发出春将归去,而人无归期的感叹。同样的感慨也出现在王勃的诗中,不同的是王勃比较含蓄,他只是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春潮、青岫、花树、边亭,但身在他乡的羁客面对此景时的慨叹,表现十分明显。因此杜甫的感叹也是王勃诗中的潜台词。
这首小诗没有细致的动态描写,诗人只是纵目远望,以描写远景的方式描写春光。诗浑厚开阔的气势,充满着淡淡的乡愁。此诗作者表现手法高明,诗人野望,首先看见江湖,青岫,但这不是野望的最终目的,因而诗人就登高极目瞭望,望见的只有“花树映边亭”。诗人并没有直接提到思乡,只是描写了一望再望,可是思乡已从一望再望的字里行间里反映出来了。
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这首诗在“静”与“动”的描写安排上十分巧妙,色彩运用也恰到好处:黄色的沙滩,斑驳的渔船,深褐色的堤岸,碧绿的江水,青青的芦荡,白色的芦花,洁白的水鸟,在血红的残阳映照下,更显得色彩浓郁,陆离绚丽,耀人眼目。
“照”、“搁”、“立”、“入”等动词看似平淡无奇,实际运用的十分准确恰当,使整首诗画面生动起来。充分体现诗人炼字的功夫。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