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读唐宋诗词,常常会遇到“秋风鲈脍”、“莼羹鲈脍”的典故,这典故就是出自张翰。这首短歌似是最早的七言四句押同部平声韵的作品,虽然句句用韵,句句有“兮”,未脱楚歌格调,但毕竟是向后来的七绝体式前进了一步。
“秋风起兮木叶飞”,出句即见其思情的发动。悲凉的秋风最易震动人们的节序之感和念远之情。从时间上说,秋常常意味着岁暮的到来,令人觉着时光的流逝、流年的虚度。从空间看,秋高气清,万木萧萧,视野一下空阔起来,不自觉中自有人在何方、家在何方之叹。《楚辞· 湘夫人》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自是此句之本;不过,作为张翰来讲,也不定是成心地仿效,实在是种语言 定势、 心理定势。秋风吹,使作者感到在洛阳羁留时间太久了;秋风吹,又使作者想起往昔的乡居生活、故乡风物,第二句就自然接上了:“吴江水兮鲈正肥”。鲈鱼,是作者故乡的特产,味极鲜美,秋季又正是 鱼肥的季节。“鲈正肥”着“正”字,便与“秋风起”连上了,同时还流露了种“正”当其时、迫不及待的心情。
这首诗只提到鲈鱼一种。在一首简短的诗里因受字句限制,撮取其一已可,而这诗与那段动人的佳话互相呼应,则更增加了诗与事共同的魅力。如果再推深一层来看,作者写此诗的时候,那种浓浓的乡关之思是因为对于政治的失望与担忧而变得强烈的,这里却抛开对时局和本身遭际的任何感慨,将远离黑暗官场的深层心理转化为美食引诱的浅层的生理欲望,这不仅增加了诗的含蓄度,而且因为浓浓的乡关之思使它具有更为普遍的人生情感与意义。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明白地点出了故乡千里未能归去的“恨”与“悲”,强化了前两句中蕴涵的情感,却远没有前两句含蓄深厚,滋味深远。与上两句的眼见秋风又起了,秋风吹落了树上的黄叶,家乡鲈鱼肥美,可自己却在这遥远的北方,远隔数千里,想回又回不去,做着与自己的期望相背的工作,怎么不令人伤悲。可悲的是这种伤悲还无人可以诉说,只能压抑在胸中。然而,终究是无法压制了,张翰仰头向天,发出了长长的悲叹。其中第三句“三千里兮家未归”说身在几千里外的异地,回乡的心愿难遂。这正是仰天悲的原因。第四句“恨难禁兮仰天悲”是诗前后因果相谇,气蛰如高山流水,潺潺而进,畅达自然。
此诗通过对作者对于秋天的到来,想起故乡的秋景和鲈鱼的肥美等,来表达了作者思归之情。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