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词的上片通过选取江南农村独具特色的题材和生活场景,描写了乡村生活的安恬美好,表达了洋溢在作者心头的喜悦。“北陇田高踏水频”,北面高地上的农民在不停地踏着水车,灌溉农田。“频”充满动态和声势,也暗示出农民在农忙时节的辛苦勤劳。“西溪禾早已尝新”,与此不远的一个村庄,农民们已收割完早稻,他们已碾出了新米,蒸出了喷香的米饭。“尝”写出丰收年景的来之不易和丰收年景里人们的喜悦。“隔墙沽酒煮纤鳞”,一天的劳作结束,煮上从河里捞到的细鳞鱼,倒上白天买来的酒,有吃有喝,有滋有味,一天的疲惫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了。上片三句描写的是三幅画面,三幅画面地点不同,风采各异,似同时(或先后)收入作者的眼帘,构成一幅充满生机、生动独特的农村生活画卷。“北陇”“西溪”“隔墙”等词语不仅突出了乡村气息,更暗示出空间的开阔广袤,读来让人思维活跃疏宕,毫无局狭之感。
下片通过夏天风雨不定独特天气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宠辱不惊的淡定心态。换头两句“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忽然凉风吹拂,接着飘来几星细雨,就在人担心要下雨的时候,抬头望天,带雨的云一眨眼又无影无踪了!表意一波三折,波澜起伏。这两句写夏天独特的天气变化,内容倒平常无奇,但表达上有不凡之处,形式上少了几分词的随意灵活,多了几分诗的整饬和表意的含蓄及理趣。但此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风雨阴晴上,而是在最后的结句“卖瓜人过竹边村”一句。有了这一句,前面的风雨阴晴变化即是过眼烟云。至此,小令的境界顿然跃升。
上片先写北陇踏水灌田,西溪收稻尝新,继写沽酒煮鱼。足见农事辛勤,生活安乐。下片写忽降微雨,清凉宜人,转眼云影飘散,蓝天当空,卖瓜人在绿竹丛生的村庄推销产品。通篇清新淳朴,生活气息浓厚,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浙西农村图。
这是一首讽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的民谣。
起首两句“承乐世”,“游四郭”,写董卓生於承平安乐的时代,由此他能够飞黄腾达,悠游四郭,而无所顾忌。暗指董卓拥有重兵,所以没有顾忌。接下去“蒙天恩”,“带金紫”两句,指董卓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所以能够佩带金印紫绶、富贵显达。下面两句“行谢恩”、“整车骑”,主要写董卓曾以罪被免职,但是皇帝很快赦免了他,并授予他前将军,并州牧,又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车马成群结队,显赫一世,耀武扬威。同时也蕴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时,车马浩浩荡荡的意思。前六句是此诗的第一层,主要写董卓的发迹和显赫,也含有对汉桓帝、灵帝、献帝信任奸佞董卓的讽刺与揭露。
诗的后七句为第二层。“垂欲发”,“与中辞”,写董卓由于被袁绍、孙坚讨伐,决定迁都长安,抛弃了东汉都城洛阳。以下五句“出西门"、“瞻宫殿"、“望京城"、“日夜绝’’、“心摧伤”则主要写洛阳人民被董卓虏掠往长安的忧苦心情。《后汉书·董卓列传》载:“于是尽徒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连圭苑中,恶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这一层说京城百姓即将辞别洛阳,被驱赶到长安去,心思沉重。出了西门,回望洛阳的官殿城苑,已经废毁不堪,到处残垣断壁,墙颓宫倾,人烟尽绝,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人们没日没夜被驱赶着行路,心里极度的悲伤。最后一句“心摧伤”,如按照《汉书·五行志》所说,似乎应指人们对董卓终被灭族下场的悲伤,其实不然。因为“董恩歌”主要是讽刺董卓从洛阳恩到长安这件事的,且董卓活着时,就因发现了这首歌谣而被牵连受害的有千数人,董卓还曾将“董恩”二字改为“董安”,说明董卓在世时,此歌已广泛流传。且京都人们对董卓早已深恶痛绝,对他的死自是拍手称快的,绝不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是从洛阳被迁到长安的人们,在路上遭受驱赶和抢掠、颠沛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怆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