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这首诗写春游的欢乐情景,表达了诗人由春游产生悲愁的独特感受。前两句写春城儿女春游的欢乐情景,后两句写诗人对春光无限珍惜的悲愁。用语平平,但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写春游之景。王令家居扬州,乃繁华之地。春天的扬州更是满城春风春景,春柳春花。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韩拥有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以“春城”以首,接之以“春游”,无限恣游之景,尽在一“纵”字之中。具体“纵”意,接下来“醉倚层台笑上楼”便展开一幅明媚春光下春城儿女纵情春游的热闹画卷。当此春情,渐上层台,渐倚高楼,如斯风光,好不醉人。一“醉”字,既可理解为春酒小酌,酒意使然,又可理解为春风化人,春景使醉。正是:莫问春情几许,但看春情如醉。
“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诗人笔锋一转,由满城春花骤至满眼落花,感伤之意,倏忽袭来,令人防不胜防。此等落花,非被风雨所摧,故无苏轼“西园落红难缀”之恨;非因暮春所取,故亦无曹雪芹“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怨。此处落花,落在繁华时节,落在盛春之际。韶光未逝,我独凋零,众人皆欢,我独悲婉。诗人‘偷穷心狂高,不肯束世程。揭欲望丘轲,今昔相招迎”(《谢束丈见赠》),空怀抱负在身,奈何世不相容。王令逝时年未三十,作此诗时亦正当二十余岁的大好年华,而忧愁苦闷如斯,决非偶然。“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用语平平,未有奇字,与其《假山》诗“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之奇险风格绝不相类,然而用意别出,自有机杼,故亦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清平乐》“词语浅薄”,甚而疑为后人伪托。这首词表面上抒写了一位思妇离别之苦,实际上通过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塑造出一位热情、大胆,对生活充满强烈追求的可爱的妇女形象。诗人借梦中相聚,一方面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赤裸裸的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思妇的这种不可扼杀的爱情的歌颂和赞美。
上阕用环境衬托写愁苦心情。“烟深水阔”,音信也无;碧天明月,乐景哀情,一个“偏”字,迁愁于月,烦心之至,愁苦之至。“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与此同。窦娥临刑,怨地怨天,都是怨极的表现。“唯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唯碧天云边明月,偏照着我俩遥遥的离别。“悬悬”惦记昼夜悬悬思恋。
下阕用表情行动写愁苦与盼归。“愁眉似锁难开”是表情、心情;“夜夜长留半被,待君梦魂归来。”是行动,是切盼,更是痴情。难得词人奇思异想,把思妇情思写得深而再深。迁愁怨于明月,留半被待魂归,奇想幽深,构成此词的特色艺术。“夜夜长留半被”,晚上孤独等候,睡了留着半边锦被。“待君魂梦归来”,希望在入睡的梦灵魂相遇。直接抒发了思妇的愁苦和思念,百转千回。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