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