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这首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兔丝，即“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无乃太匆忙”的“无乃”，是反问对方的口气，意即“岂不是”。如果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匆忙相别，也还罢了，因为将来还可以团圆，偏偏丈夫又是到河阳去作战，将来的事且不说，眼面前，媳妇的身份都没有明确，妻子也就无法去拜见公婆、侍候公婆。古代婚礼，新嫁娘过门三天以后，要先告家庙、上祖坟，然后拜见公婆，正名定分，才算成婚。“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两句，点明了造成新婚别的根由是战争；同时说明了当时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守边”战争。从诗的结构上看，这两句为下文“君今往死地”和“努力事戎行”张本。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再迁移，而此时，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唐王朝自己家门口来了，这不能不让诗人感到十分可叹。所以，这两句也是对统治阶级昏庸误国的讥讽，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婉而多讽”的写法。

　　第二段，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新娘子把话题由自身进一步落到丈夫身上了。她关心丈夫的死活，并且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而且嫁谁就得跟谁。“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新婚之时，“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这让她沉痛得柔肠寸断。紧接着，新娘子表示：“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但又怕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得糟糕，更复杂。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年轻妇女的，你带着妻子去从军，也有许多不方便，我又是一个刚出门的闺女，没见过世面，更不用说是打仗了。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诗的第三段，是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在这里，女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中、从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眼光放得更远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她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为积极的鼓励，话也说得痛快，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吞吞吐吐的了，她决定不随同丈夫前去，并且，为了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爱情，是通过一些看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却大有作用的细节，或者说具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这就是“自嗟贫家女”这四句所描写的。新娘说，费了许久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备办得一套美丽的衣裳，现在不再穿了。并且，当着丈夫的面，她这就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丈夫走了以后，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这固然是她对丈夫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表白，但是更可贵的，是她的目的在于鼓励丈夫，好叫他放心地、并且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去杀敌。她对丈夫的鼓励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把幸福的理想寄托在丈夫的努力杀敌、凯旋归来上面，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她是识大体，明大义的。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意思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

　　《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没有给读者勉强和抽象之感，而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能让读者深受感染。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因为他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个“贫家女”。

　　此外，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换了好几个韵脚，《新婚别》却是一韵到底，《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这样。这大概和诗歌用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