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上片首三句“艅艎东下,望西江千里,苍茫烟水。”突兀而来,描写临别时的环境氛围,景象苍茫寥廓,颇有气势。“试问襄州何处是?雉堞连云天际。”这二句自问自答,展开了对襄阳的描写,将遥远的襄阳用变焦镜头拉扯到了读者眼前,空间距离因为抒情的需要在一瞬间缩短了。“叔子残碑,卧龙陈迹,遗恨斜阳里。”这三句写襄阳遗迹,暗点出两位古代英杰理想未竟而终的遗恨,为歇拍一句称赞友人作势。“后来人物,如君瑰伟能几?”歇拍一句盛赞张明之才能的卓绝,并希望他能以前贤自勉,负重自强,完成历史使命,消除先人的遗恨。
下片“其肯为我来耶?河阳下士,差足强人意。”用韩愈《送石处士序》一文成句,是词人对京西南路安抚使上书辟张明之为幕僚一事的评论,赞扬了他礼贤下士的作风,同时,亦暗示张明之此去定会得到重用。“勿谓平无事也,便以言兵为讳。”南宋统治集团实行投降政策,禁止朝野议论出师北伐之事。这二句是词人对张明之的告诫与勉励,希望他能恪尽职守,加强战备。同时也是对当权者置中原大好河山于不顾的投降政策的严正谴责。“眼底河山,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眼下河山沦丧,城楼鼓角震天,这些都足以让有志之士为痛苦流涕。这三句转入抒情,同时也点明了当前危难的局势,苍凉悲壮,体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心,极富鼓动性。 “功名机会,要须闲暇先备。”国家多事之秋,正是为国效力,一展抱负、博得功名的机会,闲暇时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常备不懈。末二句再次勉励张明之抓住机会,建功立业。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国事、功业相勉励,顿现出送别之人与被送之人的亲密关系,送人之情意亦愈见真挚和亲切。
全词语言朴实,亲切自然,切合挚友送别之口吻。虽为送别词,却不作儿女之语,慷慨激昂,一派豪气,壮人行色,鲜明地表达了词人的爱国精神和对友人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