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据《旧唐书·音乐志》和陈代释智匠《古今乐录》等史籍记载,《莫愁乐》产生的原因大致是这样的:在石城(当时竟陵郡郡治所在地,竟陵即今湖北省钟祥县城)西面有位女子善歌《石城乐》,因《石城乐》的和声是“妾莫愁”,所以人们就把这位歌女叫做“莫愁”,而且改创(也许就是这位莫愁自己改创)一种新的变曲来配合她的歌唱,这个变曲就是《莫愁乐》。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首二句,小伙子并不是不知道莫愁居住的地方,这里却明知而故问,自问而自答,显然出自对女方的神秘感。或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吧,或许担心莫愁的家长从中阻拦吧,反正他正踮着脚跟,忐忑不安地眺望着石城西畔,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莫愁会不会如约赴会?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正在着急的时候,终于看到莫愁乘着小艇,正朝着他轻快地划过来。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莫愁的活动,但小伙子轻松、畅快的心情却已跃然纸上。这种效果,乍看无一字写内心活动,其实却把诗人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活脱脱地端将出来。有几处词语值得注意。“艇子”,言船小而轻;“打两桨”,是说双桨在水面上划动。船既小,又两桨齐划,正如鸟添双翼,必行驶如飞。因此下句用“催送”,以壮小艇划行之快。前三句似乎与主人公无关,最后一句的“来”字,才点出主人公与莫愁的关系,且流露出主人公心情之喜悦。
这首小诗,四句用了三个“莫愁”,而且前二句句式也相同,这种重复歌唱的手法,正是民歌的基本特点之一。全诗抒情之中夹有叙事,语言朴实、简洁、准确、欢快,且富有动感,是南朝乐府民歌中一首优秀的代表作。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