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这是一首入律的七言古风,全诗十二行,以韵脚转换为标志,分为三层。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这两个比喻句,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一机杼。“捣麝成尘”、“拗莲作寸”,显示所受戕害凌迟之难忍。但尽管如此,仍然“香不灭”、“丝难绝”,尤见情意绵邈,之死靡它。然而这所咏相思,却非儿女私情。三、四两句“红泪文姬洛水春,白丝苏武天山雪”,均为倒文,意思是:文姬红泪如洛水春汛,苏武白丝似天山雪峰。天山与洛水,一在塞北,一在中原,两句互文见义,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朝的意思;血泪如涣涣春水,白丝似皑皑雪山,则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极写苦恋父母之邦的浩茫心事。以上是诗的第一层,借比喻、典故,渲染故国之思,是进入正题前的序曲。
第二层四句:“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运用对比手法,写高纬纵欲亡国,是全诗的主体。“君不见”,是七言古诗的句首语,用在首句或关键处,起呼告及引起注意的作用。这一层,前两句写齐亡以前。“无愁”,讥讽高纬临危苟安,终日耽于淫乐:“花漫漫”,形容豪华奢靡,一片花花世界。齐都邺城临漳水,故云“漳浦”;宴余夜深,清露生寒,既表现宫廷饮宴之无度,又借宴后的沉寂反衬宴时的热闹,令人想像那灯红酒绿、鼓乐喧阗的狂欢场面和主醉臣酣、文恬武嬉的末世景象,终究不无终了之时。后两句写齐亡之后,高纬君臣在长安为北周阶下囚,终日忍辱饮恨,往事不堪回首;偶以羌笛寻乐,也只是徒然引起漳浦旧梦,曲未成而泪先流。汍澜,承“红泪文姬洛水春”行文,意谓高纬在北国的处境比蔡文姬在匈奴更加难堪。
第三层前两句“旧臣丝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照应“白丝苏武天山雪”,写北齐遗民的亡国之恨。当年那些邺都旧臣,空怀复国之心,苦无回天之力,只好深居醉乡,借酒浇愁,一任岁月蹉跎,早生华发,着实可叹可怜。后两句“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暗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万古皆然,对晚唐统治者敲起警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自然界的春天岁岁如期归来,邺城繁华的春梦却一去不返,唯见连天荒草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与当年“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的盛况互相映衬,令人油然而兴今昔沧桑的慨叹,并从中悟出盛衰兴亡之理。全诗以景物描写作尾声,含有余音不尽的妙趣。
这首诗对腐败的晚唐统治集团不失为一剂有力的针砭,不过这种针砭并未引起统治集团的警醒。
这首七古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缘情造境,多方烘托。诗的主旨在于揭示高纬亡齐的历史教训,而歌咏此事的诗句却只有六句,下余六句,开丝四句和结尾二句都是为渲染亡国之恨而层层着色的:先以麝碎香存、藕断丝连的比兴,写相思的久远;再用蔡文姬、苏武羁留匈奴的典故,写故国之思的痛切;而在叙述北齐亡国的血泪遗事之后,更越世代而下,以“邺城风雨连天草”的衰败景象,抒写后人的叹惋感伤。这样反复地烘托渲染,从时间、空间、情思各方面扩展意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形象,增强了抒情色彩和感染力量。
《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
该诗是杜甫往牛头山拜访鹤林禅师后,下山回望的记述。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林。”诗人拜见禅师后,感觉到禅机深奥高妙,犹如上山来的山经,盘旋曲折,穿云绕雾,难见真面目。描写牛头寺的景色,表示诗人对禅居生活及心境的向往。
“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阴。”待诗人更上一层楼,顿觉所要寻者,原来睹面就是。浮动在远山上的春景、晚上的银河,无一不是。在这里,衲子们不舍夜昼,布道传灯,向往那黄金敷地的琉璃世界。至此,诗人法喜充满,禅悦遍布。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诗人接着感叹传播佛法并不容易,但禅师仍然慈悲传法。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理解到此,诗人对佛法与鹤林禅师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说“回看不住心”。是啊,如此清修净境,诗人很向往之。诗人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再作狂吟之事了,是该收收心,静心下来好好修心养性了。其实,收住自己的妄心而安住清凉界也会更加自在。
杜甫写有禅诗数十首,中多论禅礼佛之句。从此可看出杜甫于佛法确有所得,领会《金刚经》“应无所往,而生其心”的义理。从他的一生虽困苦不堪,但始终“哀而不伤”的中庸境界来看,诗人的确是从佛法中得到了利益,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心系禅悦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