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这首五言律诗是怀人思乡之作,大概是寄给越中家属的。
首联借清瑟以写怀。泠泠二十五弦,每一发声,恰似凄风苦雨,绕弦杂沓而来。长夜漫漫,枯坐一室的诗人谛听着这样凄神寒骨的音乐,怎不倍感哀怨呢?瑟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其声悲怨。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古诗中,瑟是一个常见意象。多与别离之悲相联系。如钱起《归雁》“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是说瑟的音乐魅力使雁不胜清怨飞来了。古代别离、行旅、闺怨、边塞诗中,“瑟”与“雁”这两个意象,常常连带着出现。瑟曲中有《归雁操》,脱胎于湘灵鼓瑟之神话,即湘江女神为表达对死于苍梧的丈夫——舜的思念而鼓瑟。朱光潜先生说“写景必显,写情必隐”,这两句托伤情于瑟曲,此为隐;且诗人又用“怨”“哀”二字加以强调、凸显,使之为全篇定调。
颔联以繁笔铺陈,用“孤灯”“楚角”“残月”“章台”等常见意象加以层层渲染,突出“夜思”之苦。上句是写诗人困守寓所,孤灯独坐,又听到苍凉悲切的“楚角”声,可以想见其内心该是怎样的酸楚!守城戍卒的思乡之曲极易勾起游子的乡愁。唐诗中,“角”与“雁”这两个意象亦常连带出现。如李涉《晚泊润州闻角》诗云“惊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连江渚上的大雁都不忍闻此角声而惊飞,可见其声之凄恻!一样的,这一联竭力不提听者感受之如何,而径直以实景烘托——“残月下章台”,写一钩残月挂柳梢,那清幽、昏黄的光在地上筛下班驳的影子。诗人望月怀人,多么渴望能与亲人故旧团聚啊!残月未圆,更增几许凄凉。这一联对仗工稳,用词平易而有余味。“章台”是唐诗之通用意象,原为汉代京城长安街道名,街多柳树,唐时称为“章台柳”,以后章台成了“柳树”的代称。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沈伯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此说未免极端,但也说明隐喻是唐诗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
颈联点题,揭示所思的原因——“故人殊未来”。诗人用“芳草灯云暮”起兴,衬托其守侯之苦。“云暮”,即“迟暮”之意。芳草绿了,又枯了;而故人依然久久未来,可见诗人的失落与怅惘。“芳草”亦是唐诗常见意象,多指代春天,或象征美好的青春等。韦庄诗常用“芳草”喻指美好时光之难永驻。如其《残花》诗云:“江头沉醉泥斜晖,却向花前痛哭归。惆怅一年春又去,碧云芳草两依依。”以碧云、芳草依依衬托美人迟暮,韶华不再。又如《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乌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以江草依旧喻指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灯”、“殊”两字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内心望穿秋水而不得的失落。
尾联承“故人”一句递进一层,揭出思乡之苦。“殊未来”,长期不知“故人”音讯,凶吉未卜,于是他想到了写家书;可是山长水远,“乡书不可寄”,这就更添几分悲苦。结句以景收绾。“秋雁又南回”,点出时当冷落的清秋节,每每看那结伴南飞的大雁,诗人内心就不禁情潮翻涌,秋思百结。着一“又”字,说明这样郁郁寡欢的日子,他灯过了多年,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也无可奈何;这就将悲情推到了一个高潮。这两句意境,与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一样,空灵幽邈,含情无际。
全诗擅用音乐造境,以景象寓情,前两联着意蓄势,曲尽其妙;后两联一吐衷肠,酣畅淋漓。俞陛云说此诗之佳处在“前半在神韵悠长,后半在笔势老健”,实为肯綮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