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从“今日乐上乐”写起，先点出今日之乐不同寻常，乃乐上之乐。第二句“相从步云衢”写求乐的地点。相从，谓互相伴随，见得不是一人。步云衢，即踏上登天大路。以下即展开对天上宴会场面的描写，把“乐上乐”的情景具体化。先写酒席：美酒是天公出的，鲤鱼是河伯出的，东方青龙七星来铺排筵席，西方白虎七星来把壶斟酒。天公是天上的主宰者，他也对宴席有奉献，可见宴上的“我们”地位之高。次写歌舞：工于鼓瑟的南斗星，长于吹笙竽的北斗星，都前来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耳垂明月珰的嫦娥前来献舞，身穿彩衣的织女奉上了美石与佩玉；这时苍霞和清风也放开美妙的歌喉，唱起齐地、吴地的歌曲助兴。这情景，真令人眼花缭乱，耳不暇听。在这里，既没有对神仙神物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也没有羡慕和乞求，相反，倒是一切皆服务于“我们”，“我们”是宴会的主人。最后两句是宴会结束，当“我们”登车而去时，流星前来驾车，正在下滴的露珠便成了车盖的帷幕。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快意，“我们”是多么自豪，只有“我们”，才是顶天立地的一群，俨然如天地间的主宰。
这首诗写的是天上宴乐，但仔细一玩味，诗中所涉及的一切，不管是酒、鱼、席、壶，还是明珰瑛琚、东讴西歈，无一不是人间的、不是人间的人们特别是富有者们所享受的。所以这场盛宴，不过是人间盛宴的折射。汉乐府中某些作品的首尾往往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这样的套语，不一定与内容相关，因为这类诗都是用来在宴会上娱人的，为了取悦宴会的主人们，便加上这样祝颂性的诗句。这首诗亦是如此。所以，它实际上体现了人间享乐者们的欲求，他们并不满足于人间的口耳之福，还要上天堂享乐，并让天上的神仙也为自己服务；主宰天上的世界，无所拘限地扩大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首诗歌颂了这些享乐者，所以其思想性并不足取。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诗写得恢宏恣肆，显得很有气势，意态不凡，因而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社会国力强盛时期人们的一种昂扬而又自信的心态和气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此诗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以赋的笔法，借助天文学的知识，发挥想象，尽情铺张，同时又层次井然，纷繁而不乱。其次，诗歌运用拟人手法，把神话中人物和天上星宿都“驱遣”到酒席宴会上来，让它们各司其职，并都切合其特点，“个性”鲜明，“面目”可见。这些都非富于想象、善于想象者不能为之。诗中除开头二句外，其他皆为对偶句，共六组十二句，连连排比，使赋法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对偶句中，又善用互文，上下句各举一边，合则互相补充，既语言简炼，又文意丰厚。
这首曲淋漓尽致的发露出作者对道家生活的向往。
该曲起首两句的对仗就出手不凡。在动物门、身体门、专名、数字都一丝不移的工整前提下，作者尽量拉大了两句意象的距离，满足了“正对为劣，反对为优”的对仗标准。前句不明言自己细读老子《道德经》，而以“《老子》五千言”的蝇头小楷代表了这一意境。这种借描叙受作用的客体来反映作用者主体的借意手法，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如李商隐的“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风雨》）就是一例（《宝剑篇》为唐郭元振借抒壮怀的诗作，本身并不含凄凉之意）。以下“鹤背”句则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集中于一句之中，而主旨则在于“鹤背”，表现出成仙得道所拥有的极度快意。两句都作奇兀的盘空硬语，显示了诗人倜傥不群的豪迈情兴。
“白云两袖”是翱翔高处的夸语，却同时也是在运用一段道家的典故。南朝齐的道人陶弘景，隐居句曲山，与白云为侣，曾作诗回答齐武帝问讯：“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而笔记载他在山中娱乐宾客，能振袖放出云气（见《古今怪异集成·云》）。结合这一典故，全句便带上了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离尘出世的高士韵味。“吟魂健”，所吟咏赋出的是像庄子《秋水篇》那样的至理道言；身着道家的宽大布袍，胸中包罗了天地万象。这接下来的三句，完满地绘现了得道高士的风神。道家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宗旨与文人希冀获得个性解放的心理颇易合拍，像大诗人李白就曾加入道籍，所以作者在曲中的虔心皈依，是毫不奇怪的。
末三句则点明了全曲的题旨。“名不上琼林殿”是藐视功名，“梦不到金谷园”是鄙弃富贵。“海上神仙”则是这两句的诠释，也是对全曲的总结。然而唯因有了“琼林殿”、“金谷园”这些人事因素的陪衬，作者所塑造的“海上神仙”，便更多了避世抗俗的积极意味，而与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求道成仙有了截然的区别。全曲给人以豪放的印象，而无夸诞的嫌疑，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怀古诗与游览诗，大多数是在时空概念上做文章。或者通过同一地点的今昔对比，寄托胜事不常、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者通过同一时间两地的不同，抒发由此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绝句中，由于篇幅的限制，便把时空概念浓缩交织，给人以咀嚼品味的余地。王安石的这首《州桥》诗就是运用了这一手法。
这首诗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回想旧游汴京所作。前两句是写当年在州桥踏月，想念自己在金陵的家；后两句写在金陵赏月，又因听到当年想象中的凄切而急速的溪声，忆及汴京。前者的州桥是实写，溪流是虚写；后者的州桥是虚写，溪流是实写。所写的虚实的不同，也就是时空的不同，如此交叉渲染，人事的变迁，情感的变化也就都包含融会了进去。
《州桥》诗，其意境有似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立足于今，想象未来，所写的是一个地方，但时间的不同，情感也将不同。通过时空变化，展示悲欢离合的演变，自己的相思之情得到了体现。王安石的《州桥》诗与李商隐诗一样，都是以景设情。但王诗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汴京，李诗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会面的长安。一是回忆，一是展望。所以李诗格调轻快婉转，王诗就显得沉重压抑。
“序文”交待了祭祀的单位、时间和对象。
“正文”是祭祀的内容，分四层表述：
第一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我河浩。”概括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创造：显赫盛大的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后代子孙繁衍不息，面向巍峨的山岳和浩瀚的黄河大川，祭祀年年不断。据说黄帝时期，开拓了中国古时巨大的版图：东至海洋，西至空桐（山名，即崆峒。在甘肃平凉市西。），南至长江，北至釜山（徐水釜山），征服了许多部落，统一了全国。这四句诗歌颂了黄帝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基业。“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是指黄帝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恩惠泽及万里荒原；建立如此伟大的事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华民族雄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概写黄帝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
第二层，“世变沧桑”至“我为奴辱。”主要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挫折，而邻国日本等日益强大起来。1895年，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及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31年，又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先后割香港及九龙给英国；割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给俄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所以说，汉奸何其多，用国土来奉事敌人，敌人的欲望怎能满足。他们手拿武器，得寸进尺，致使沦陷区的老百姓沦为奴隶受辱。在“回顾”中既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批判了丧权辱国的统治者没有继承黄帝的精神，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第三层，“懿维我祖”至“让其沦胥。”是指黄帝是具有美德的著名的一世英雄。在涿鹿奋战，使国家的区域得以安宁，赞扬了黄帝以武力战胜邪恶的勇猛精神。可是，今天黄帝的后代子孙却如此不敢动武，让祖国辽阔的土地沦陷在敌人之手，这是批评那些力主投降日本，高唱亡国论的民族败类。
第四层，表述苏日政策，表明苏日决心。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毛泽东等人虽然“不才”，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行军打仗方面正奋力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建立了苏日根据地，正为国效命，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备尝多少艰难险阻，都是为了拯救祖国。日本侵略者不赶出去，中国人民哪里还有家呢。这里借用了西汉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的故事。他曾率军多次打败匈奴，汉武帝为表彰他，给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不灭，何以家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先有其国而后有其家的博大胸怀。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是指各党派和各界人士，要坚固地团结起来，不分军民和贫富，共同苏日。写出了中国共党人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共同苏日救国的主张。“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苏。”写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唤起全国四万万民众，共同反侵略的决心。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表达全国人民的愿望，国家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改革内部政治，实行民主，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一心苏日，苏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中国一定要侵略者还我河山，维护中国主权，这样的志向和决心，将永志不忘；中国一定要严格治军整军，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特此告诉列祖列宗，请列祖列宗和皇天后土一起加以监督。这一层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党各派组成苏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苏战到底的决心。
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一方面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创建大中华的丰功伟绩，一方面谴责了清政府近百年来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同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收复国土、保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语言朴直，内涵丰厚，爱国报国卫国之情，充溢其间，浩荡正气，令人感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