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是一首抒情诗。根据诗的内容来看，大约是作者漫游长江下游时的作品。当时正是秋季、天却相当寒冷。睹物伤情，不免想到故乡，引起了思乡之泪。再加以当时作者奔走于长江下游各地，既为隐士，而又想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而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而此诗流露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第一联是说，树叶飘落，大雁飞向南方，北风萧瑟，因而江上分外寒冷。第一联是写景。作者捕捉了当时带有典型的事物，点名季节。木叶渐脱，北雁南飞，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秋季景象。但是单说秋，还不能表现出“寒”，作者又以“北风”呼啸来渲染，自然使人觉得寒冷，这就点出了题目中的“早寒”。

　　落木萧萧，鸿雁南翔，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活画出一幅深秋景象。处身于这种环境之中很容易引起悲哀的情绪，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诗很自然地进入第二联。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襄水”，亦即“襄河”。汉水在襄阳一带水流曲折，所以作者以“曲”概括之。“遥隔”两字，不仅表明了远，而且表明了两地隔绝，不能归去。这个“隔”字，已透露出思乡之情。作者家住襄阳，古属楚国，故诗中称“楚云端”，既能表现出地势之高（与长江下游相比），又能表现出仰望之情，可望而不可即，也能透露出思乡的情绪。“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看来句意平淡，但细细咀嚼，是很能体味到作者炼句之妙、造意之苦的。

　　如果说第二联只是透露一些思乡的消息，带有含蓄的意味，而又未点明；那么第三联的“乡泪家中尽”，不仅点明了乡思，而且把这种感情一泄无余了。不仅自己思乡，而且家人也在盼望着自己归去，遥望着天际的归帆。家人的想望，自然是假托之词，然而思乡的感情，抒发得更为强烈了。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津：渡口。平海：至水面平阔，古时也称江为海。最后两句是说，风烟迷失了去渡口的道路，茫茫的江水在夕阳下荡漾。

　　“迷津欲有问”，是用《论语·微子》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长沮、桀溺是隐者，而孔子则是积极想从政的人。长沮、桀溺不说渡口的所在，反而嘲讽孔子栖栖遑遑，奔走四方，以求见用，引出了孔子的一番慨叹。双方是隐居和从政的冲突。如今孟浩然奔走于东南各地，（最后还到长安应进士举），境况颇与孔子相似，瞻念前途渺茫，故以“平海夕漫漫”作结。滔滔江水，与海相平，漫漫无边，加以天色阴暗，已至黄昏。这种景色，完全烘托出作者迷茫的心情。

　　这首诗二、三两联都是自然成对，毫无斧凿痕迹。第二联两句都是指襄阳的地位，信手拈来，就地成对，极为自然。第三联“乡泪”是情，“归帆”是景，以情对景，扣合自然，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感情。最后又以景作结，把思归的哀情和前路茫茫的愁绪都寄寓在这迷茫的黄昏江景中了。

　　这首词所写的，可能并非词人已常家居的情景，似乎是在他乡做官多年，终于久游归来，或者少年时曾在某地生活过，而此时又亲至其地，重寻旧迹。

　　“小阑”两句，画出那小阑干围着的花圃，红芍药长得枝叶繁茂，花儿已经含苞，好似一支支玉簪，这亦即是晁补之笔下所描写的春末夏初的景象，“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金凤钩》）“雨余”句写风声，鸟鸣声，用杜荀鹤《春宫怨》诗意：“风暖鸟声碎，已高花影重。”正当雨后初晴，风软烟淡，空气温润和暖。“秦观词亦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鸣声随暖风送入耳际，似挽留、似惋惜，真是“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这里写出春将逝去而光阴犹足可流连。“迟迟已”两句，点明季节特征，是白昼渐长，已影阑珊，即所谓“春欲尽，已迟迟。”“一分阴”，言偶有浮云，瞬即消逝。“犹带”两字，使语气显得宛转，对春欲尽不无怅触而情调并不低沉。季节正当春深，又值雨后。柳暗花明，花栏里的红芍药抽出了尖尖的花苞（其状如簪）。这不光由于季节的原因，也由于雨水的滋润。“雨余”二字，虽然到第四句才点出，但这一因素，实际上贯串着整个景物描写。由于春雨之后，天气稳定，风和已丽，鸟雀唤晴，鸣声也格外欢快。一个“碎”字，见出鸟雀声纷繁，乃至多样。春已迟迟，由春入夏，白天越来越长。而湿润的春天，总爱播阴弄晴，“犹带一分阴”，正显出春天雨后景色的妩媚。总之，词人抓住春深和雨后的特点，写出眼前风物的令人流连忘返。

　　换头“往事莫沉吟”，起得很陡，从心理过程看，它是经过一番盘旋周折才吐出的。“莫沉吟”，正见作者面临旧游之地对往事有过一番沉吟，但又努力加以排遣，用“身闲时序好”劝自己登临游赏。“时序好”，并非宽慰自己的泛泛之词，从上片写景中，已显示了这一点。“旧游”三句，语意忽又一转，写登临以后触景伤神，心情转向惆怅。刘过《唐多令》结末有云：“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是说美景当前，载酒泛舟江上，但已无法回复到昔已同舟游乐的心情，李攀龙云其“因黄鹤楼再游而追忆故人不在，遂举目有江上之感，词意何等凄怆。”与之相较，本词末尾虽亦写今昔之感，却不用直叙而用深一层写法，先说旧地风光，历历可寻，但仍怅然若有所失，所寻求的究竟是什么，“惟有”两字一转指出纵使风景不殊，但年少登临时那种豪情壮怀，却已随流光而消逝，无从寻觅。放眼四望，春光将尽，不禁百感交集，如今国事已非，虽欲有所作为而不可能。

　　词所表现的情绪是复杂的。年光流逝，故地重游之时，在一切都可以复寻、都依稀如往已的情况下，突出地感到失去了少年时那种心境，词人自不能免于沉吟乃至惆怅。但少年时代是人生最富有朝气、心境最为欢乐的时代，那种或是拏云般的少年之志，或是充满着幸福憧憬的少年式的幻想，在人一生中只须稍一回首，总要使自己受到某种激发鼓舞。人生老大，深情地回首往昔，想重寻那一颗少年心，这里又不能说不带有某种少年情绪的余波和回漩，乃至对于老大之后，失去少年心境的不甘，不满。“回来吧，少年心！”词人茫然若失之际，在潜意识里似乎有这种呼唤。可以说，词人的情绪应该是既有感恨，又不无追求，尽管他知道这种追求是不会有着落的。

　　词的上片写春深雨后的环境气氛，切合人到中年后复杂的心境意绪，它令人赏心悦目，也容易惹起人感恨。换头“往事莫沉吟”，对于上片写景来说，宕出很远。而次句“身闲时序好”，又转过来承接了上片关于景物时序的描写，把对于往事的沉吟排遣开了。

　　“旧游无处不堪寻”，见出登临寻访，客观环境并没有惹人不愉快之处，但语中却带出“旧游”二字，再次落到“往事”上。“无寻处，唯有少年心”，“无寻处”，三字重叠，以承为转，并且大大加强了转折的力量。过去的人生轨迹虽然还能找到，但少年时代那种天真烂漫的活泼之心已无法找到，找得到的东西反而增添，找不到东西的怅惘之情，使读者也不免感慨万分。词就这样一次次地铺展开来，又一次次地收转回来，使诗词既有气势，又把作者通过写词表达的忠情逐步深化了。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