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七人俱老大，昂藏却立古衣冠。
千年避世朝市改，万籁入松溪涧寒。
我有号锺锁蛛网，何时对汝发清弹。
作者七人俱老大，昂藏却立古衣冠。
千年避世朝市改，万籁入松溪涧寒。
我有号锺锁蛛网，何时对汝发清弹。
这是李白久病初愈后为友人送行所作的一首诗，运用夸张的手法，非常富有想象力，意象变幻莫测，情感奔泻直下，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诗一开始，便泄露出诗人的满怀悒郁。在明净秋日的早晨，诗人“强扶愁疾”，策马而行犹似力不能胜。久病初起固是一个原因，但悒郁之愁怀，更是重要因素。愁怀的原因，诗的字里行间已透出信息：故人将归长安，勾起了他对昔日在长安始受礼遇后被排挤的回忆。“角巾微服”一句，含有甚深的今昔之慨。昔日在长安受到皇帝隆重的礼遇，此时却是愁疾之身，在今昔殊异的感慨中有着悒郁不平。
接写尧祠所见。“长杨扫地不见日，石门喷作金沙潭。”在一片长杨掩蔽、青山碧水的秋日美景中，有石门山上的飞瀑喷射，有历乱的海鸥展翅，开阔明净中给人一种流动感。景是美景，故言“笑夸”。但是这并非纯为宁静自然的美，它笼罩在一片不相称的嘈杂中：来祭祀的人车马雷鸣，夹杂着鼓乐喧嚣，于是诗人发出“尧本无心尔何苦”的慨叹。慨叹之中，隐含着对皇帝周围的谀臣的讥讽和自己被排挤出朝的愤慨。接着又是另一番慨叹：“红泥亭子赤阑干，碧流环转青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龙蟠。”谀臣在朝而贤人在野。谀佞之臣既遮蔽皇帝视听，贤人在野也就是自然的事了。由于有对在朝者的不满和在野的不平，才有下面完全离开尧祠物色的个人情怀的抒发和议论。
接着，诗人的思路从尧祠跳跃到对于历史和人生哲理的探索。时光流逝，名姝的青春、骚人的才华、帝王的权势，都随着岁月消逝了。想象从尧祠超越过漫长的时间和空间，落到洛阳的绿珠楼。当日绿珠的绝代容颜，如今已光彩沉埋；当日与绝代容颜相映照的满园繁花，也已经没有了踪影，唯有潭水东流，与岁月同其匆匆而已。对于绝代名姝光彩沉埋的感慨，其中或许还隐含着对于一切美好生命无法永存的叹息和思索。然后，想象又回到现实来，昨夜秋风，引来了此时的登高望远。秋风乍起，岁月将暮。人生匆匆，功业未就而被逐，于是又想起忠而见疑，泽畔行吟的屈原来。从尧祠到绿珠，再写到屈原，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看，都是极大的跳跃。但是还不止于此。从屈原又跳跃到魏武帝和铜雀台。曹操是那样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竟也有生的眷恋和死的悲哀，还幻想死后享受生前的尊荣与宴乐。在李白看来，这是大可不必的。诗人要表达的观点是，不论是绝代容颜，骚人才华，还是帝王权势与奢靡生活，都将在岁月流逝中成为陈迹，生前事既不必执着于利害得失，身后事也不必悲叹挂怀。
“我歌白云倚窗牖”，诗人在山光水色之飘然欲仙，长风入怀，于是产生劝酒仙人的幻觉。但是现实到底是难以摆脱的存在，飘然欲仙只是一时的慰藉，愤慨不平究竟郁积胸中，对于朝政黑暗，权奸当道，诗人时刻未能忘怀，这才有举杯酹尧，“令皋繇拥篲横八极”以扫浮云的祝愿。他依然对唐玄宗抱有幻想，希望他能任用贤臣，摒弃小人。不过，诗人的思绪在现实中只是稍作停留，很快又进入超脱的境界。在那超脱的境界里，他依然保持有他自己的天真和达观，保持有他的豪情满怀。一些令后代向往的风流人物，又一一出现在诗中。诗人仿佛进入了他们的行列，而昂扬气势更在他们之上，山简、竹林七贤、王羲之、范蠡，在他面前都相对逊色。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有更大的气概和才华，他依然傲视万物，昂扬气概未因遭受挫折而消沉。
最后，诗人与故人临别相期：“蓝田太白若可期，为余扫洒石上月。”这是从傲视万物到隐居的转折，看似突然，实际上是精神的升华，傲视万物的襟抱既然不容于当世，则唯有与山林为伍，才可以保持高洁的情操。这样一个结尾，表现了诗人巨大的抱负和自信心，是因不容于当世而进入超脱境界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活动。
这首诗，诗人的想象驰骋于天上人间，古往今来。不同的意象随情思的莫测变幻而组合，相互之间的衔接，常让人感到突然。但从联结意象的感情脉络看，中间并无滞碍。诗中没有晦涩的象征，没有朦胧的隐喻，激愤的情感奔泻而出，但意象又是跳跃的，中间有巨大跨度。这意象的跳跃式组合，其实就是李白瞬息万变的想象的如实表现。
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