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
词的上片描写把者所处风景如画的环境;下片描述志向高远的把者形象,体现出词人不为尘俗功利所缚的恬远心性和通脱怀抱。全词写得空灵隽永,飘逸潇洒。
上片写景,笔意精准利落。“烟雨幂横塘”历来观点认为语出唐诗人杜甫《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烟雨封巫峡”之句;接下去的“谁把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江半”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句意,心中犹生“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快意恩仇。动词“幂”衬托出水色天青,横塘潋滟的吴松江水。雾霭浓厚,气势壮阔,使人心静神远,顿生飘飘欲仙之感。
下片一、二句,描写的是把者的服饰和神态。不论是用词,还是意境,都是从杜诗演化来的.下片三、四句,“避俗翁”,指陶渊明,陶为柴桑人,故云.杜甫就明明说过“陶潜避俗翁”(《遣兴五首》其三).“孤云”,出自陶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七首》其一).杜诗亦云:“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西阁二首》其一).杜诗《幽人》又云:“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孤云,把士之喻也.幽人,亦把士也.陶诗“孤云”喻贫士,贫士亦把者也.常建《宿王昌龄把居》诗说得最清楚:“清溪深不测,把处惟孤云.”“心共孤云远”,“共”字好,“远”字用得更好,物我一体,把把者高洁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生动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全词折射出把士寄居山林的悠闲生活。仙境高士,洒脱俊逸,不同于其一贯写作的闺情小令,风格清新,朗朗上口,标致隽永。这首词以化用前人诗句取胜,体现了典型的江西诗派词风。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该词上片劈头三句,即作当头棒喝,揭露了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在西子湖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西湖面积并不小,作者为什么说只是“一勺”呢。或以为这是作者登高俯瞰时的一种视觉,其实不然。西湖代指临安,临安又隐寓东南半壁。南宋统治者耽乐于狭小的河山范围之内,全然将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置之度外,作者有愤于此,故云“一勺”,亦犹昔人讽刺蜗角触蛮,井底之蛙,眼界狭窄,心志低下,明眼人不难看出选择这两个字中所寓托的讥讽愤激之意,接以“渡江来”两句,作者的用心更觉显豁。“回首”两句,由眼前所见遥想早已沦亡的中原故土。“洛阳”,借指北宋故都汴京,亦借以泛指中原。宋徽宗曾派人到南方大肆搜括民间花石,在汴京造艮岳,这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北宋已矣,花石尽矣,如今只剩下了渺渺荒烟,离离禾黍。历史的教训是如此惨痛,然而如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连在新亭哀叹河山变色而一洒忧国忧时之泪的人也找不到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说:“过江诸人(指晋室南迁后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三国吴时所建,在今南京市南),藉卉(坐在草地上)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就是用的这个事典。“更不复、新亭堕泪”,语极沉郁。东晋士人南渡后,周侯等人尚因西晋灭亡,山河破碎而流泪,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也没有,他们只知一味“簇乐红妆摇画舫”,携带着艳妆的歌妓,荡漾着华丽的游船,纵情声色于水光山色之中,还有谁人能像晋代的祖逖一样,击楫中流,誓图恢复呢。“千古恨,几时洗?”故意用诘问语气出之,其实则是断言当权者如此耽于佚乐,堪称千古恨事的靖康国耻便永无洗雪之日了。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几于目眦尽裂。
换头三句转写自己和其他人才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既与上片歌舞酣醉,不管兴亡、毫无心肝的官僚士大夫作鲜明的对比,又同上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一句相呼应。“余生”句用《后汉书·范滂传》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作者在这里自比范滂。“更有谁”两句,用姜子牙、傅说两人的事典。相传姜子牙隐居磻溪(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周文王发现他是人材,便用为辅佐之臣,后终于佐武王消灭了商朝。相传傅说在傅岩(今山西平陆)筑墙,殷高宗用为大臣,天下大治。姜、傅两人,在这里代表当代“未遇”、“未起”的人材。三句意为当今人材多的是,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发现、没有起用而已。国势危殆,人材不用,统治阶层凭借什么来抵御强大的元蒙军队。“国事”两句,自问又复自答:只是倚仗“衣带一江”罢了。朝廷不依靠人材,徒然凭借长江天险,甚至还可笑地说是“江神堪恃”。这里再一次对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朝廷重臣颟顸昏聩,像北宋初期“梅妻鹤子”、隐居孤山的林逋那样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又如何。“但掉头、笑指梅花蕊!”问他们救亡之事,他们却顾左右而笑道:“你看,梅花已经含苞待放了!”作者对这些人深表不满之意,与有澄清天下之志,有姜、傅之才具的爱国志士又是一个对比。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揭露、对比,最后逼出“天下事,可知矣”六字收束全篇,在极端悲愤之中,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浩叹,读之令人扼腕,使人发指。
作者在词中表达了对国事的深刻的危机感,揭示了南宋小朝廷岌岌可危的现状,批判、讽刺了酣歌醉舞的南宋执政者和逃避现实的士大夫。这些揭露和鞭笞,是通过近乎议论散文的笔法,一系列的设问、发问,以及纵、横两个方面的反复对比,一层递进一层、一环扣住一环地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