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述的是少女临出嫁前庄重严肃地准备祭品和祭祀的情况,详实地记载了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
根据文献可以知道,在古代,贵族之女出嫁前必须到宗庙去祭祀祖先,同时学习婚后的有关礼节。这时,奴隶们为其主人采办祭品、整治祭具、设置祭坛,奔走终日、劳碌不堪,这首诗就是描写她们劳动过程的。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章两问两答,点出采蘋、采藻的地点,次章两问两答,点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两问两答,点出祭地和主祭之人。
俗话说:“上供神吃,心到佛知。”这些普普通通的祭品和繁琐的礼仪,却蕴积着人们的寄托和希冀,因而围绕祭祀的一切活动都无比虔诚、圣洁、庄重,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此,诗人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层次井然地叙写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将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
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于问答体的章法,而其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五个“于以”的运用。全诗节奏迅捷奔放,气势雄伟,而五个“于以”的具体含意又不完全雷同,连绵起伏,摇曳多姿,文末“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戛然收束,奇绝卓特,烘云托月般地将季女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
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
《丁都护歌》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据传刘宋高祖(裕)的女婿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直督护丁旿奉旨料理丧事,其后徐妻(刘裕之长女)向丁询问殓送情况,每发问辄哀叹一声“丁都护”,至为凄切。后人依声制曲,故定名如此。(见《宋书。乐志》)李白以此题写悲苦时事,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云阳”(即今江苏丹阳县)秦以后为曲阿,天宝初改丹阳,属江南道润州,是长江下游商业繁荣区,有运河直达长江。故首二句说自云阳乘舟北上,两岸商贾云集。把纤夫生活放在这商业网点稠密的背景上,与巨商富贾们的生活形成对照,造境便很典型。“吴牛”乃江淮间水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这里巧妙点出时令,说“吴牛喘月时”比直说盛夏酷暑具体形象,效果好得多。写时与写地,都不直截、呆板,而是配合写境传情,使下面“拖船一何苦”的叹息语意沉痛。“拖船”与“上征”照应,可见是逆水行舟,特别吃力,纤夫的形象就突现纸上。读者仿佛看见那褴褛的一群,挽着纤,喘着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步一颠地艰难地行进着……气候如此炎热,劳动强度如此大,渴,自然成为纤夫们最强烈的感觉。然而生活条件如何呢?渴极也只能就河取水,可是“水浊不可饮”呵!仅言“水浊”似不足令人注意,
于是诗人用最有说服力的形象语言来表现:“壶浆半成土”,这哪是人喝的水呢。只说“不可饮”,言下之意是不可饮而饮之,控诉的力量尤为含蓄。纤夫生活条件恶劣岂止一端,而作者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来表现,是因为这细节最具水上劳动生活的特征;不仅如此,水浊如泥浆,足见天热水浅,又交待出“拖船一何苦”的另一重原因。 以下两句写纤夫的心境。但不是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他们的歌声即拉船的号子来表现的。称其为“都护歌”,不必指古辞,乃极言其声凄切哀怨,故口唱心悲,泪下如雨,这也照应了题面。
以上八句就拖船之艰难、生活条件之恶劣、心境之哀伤一一写来,似已尽致。不料末四句却翻出更惊心的场面。“万人系磐石”,“系”一作“凿”,结合首句“云阳上征”的诗意看,概指采太湖石由运河北运。云阳地近太湖,而太湖石多孔穴,为建筑园林之材料,唐人已珍视。船夫为官吏役使,得把这些开采难尽的石头运往上游。“磐石”大且多,即有“万人”之力拖(“系”)之,亦断难达于江边(“江浒”)。此照应“拖船一何苦”句,极言行役之艰巨。“无由达”而竟须达之,更把纤夫之苦推向极端。为造成惊心动魄效果,作者更大书特书“磐石”之多之大,“石芒砀(广大貌)”三字形象的表明:这是采之不尽、输之难竭的,而纤夫之苦亦足以感伤千古矣。 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周啸天)
诗人不因为诗是和作而勉强从事,而如他的其他诗一样,以全力出之,磨淬剪裁,均臻妙境。
首联切题,写出冬天的景色,说北风呼啸,吹走了飞雪,但天色仍然是阴沉晦暗,黄昏时,阶前堆积的黄叶越来越深。这两句开宗明义,似乎直写所见,细细品味,仍可见烹炼之工。诗写的是初冬,所以枝上仍有黄叶,这些残存的黄叶,经受北风的劲吹,终于纷纷坠下,又被风吹得集中在阶下。这是人们习见而不注意的现象,被诗人拈出,就觉得分外传神。一个“拥”字,把黄叶堆积的情景写得很形象。用好“拥”字是韩驹的看家本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虽然点出韩驹诗的祖述关系,但也由此可见,韩驹善于琢磨字义,能把同一个字用在不同场合,都非常熨帖。
颔联写景,几乎句锤字炼,戛戛独造。写倦鹊绕枝,是承上面朔风吹雪而来,所以说它们“翻冻影”;由于天气骤寒,所以大雁纷纷南飞,在夜空中不时传来几声哀鸣。这两句布局仍然同前一联一样,每句各写一景,因为诗写冬日,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即目诗,拘泥于一时一刻,因而上面写阴天,这里仍然可以写夜月,不是诗病。诗的第五字即所谓的诗眼,所用动词都很生动。以一个“翻”字,状出乌鹊绕枝翩翩飞舞的情况,以一个“堕”字,描摹高空雁鸣传到地面的状况,都道人所未道。而以“倦”字形容绕枝欲栖的乌鹊,也很工致。有人认为诗锻炼得有些过分,其实正点出了韩驹诗的特点,工总比圆熟滑俚要好。唐诗讲究意象,宋诗讲究工巧,唐人不为正是宋人所乐为,从这里可以见得韩驹这首诗代表了典型的宋诗风格。
诗的前半全是写景,满目凄其肃穆、哀凉孤苦的现象,已或多或少透露了诗人的心境。诗下半转入抒情。上半写得很绵密,下半风格随内容而变,转而虚疏。颈联叹愁哀老,说愁苦缠身,推也推不掉;与老无约,老却悄悄来临。诗将愁与老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在调侃中带有无可奈何之意,写得很活,把寻常叹老诉愁语全都抹绝,有强烈的新鲜感,所以方回评说:“五、六前辈有此语,但锻得又佳耳。”尾联由哀愁叹老,进而想到功名富贵,说自己少年时对功名一味争取,如今老病,把这些都看得很淡薄了。诗结尾情调很低落,正是诗人处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的心理反映。果然没多久,他便因“坐为苏氏学”(《宋史》)而遭贬。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