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受周定王委派，前去宋国、楚国等国聘问。路过陈国时，他看到路上杂草丛生，边境上也没有迎送宾客的人，到了国都，陈灵公跟大臣一起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去了著名的寡妇夏姬家，丢下周天子的代表不接见。单襄公回到京城后，跟定王说，陈侯本人如无大的灾难，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单襄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两年后，与夏姬私通的陈灵公在谈笑中侮辱夏姬的儿子夏征舒，被夏征舒射死。
单襄公的先见之明不止一次。前575年，周简王十一年，楚晋两国对决，结果楚军大败。晋国获胜后，派至向周简王告捷。在朝见周王之前，王叔简公设酒宴招待至，互赠厚礼，谈笑甚欢，王叔简公在朝堂上称赞至。至还在邵桓公面前自夸功大，说晋国这次打败楚国，实际是由于他的谋划。邵桓公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单襄公：“王叔简公称赞至，认为他一定能在晋国掌权，因此王叔简公劝我们各位大臣为至多说好话，以便今后在晋国能有所照应。”
单襄公很不客气地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恐怕就是指至这种人吧。君子不自我吹嘘，并非为了谦让，而是怕掩盖了别人的长处。大凡人的天性，总喜欢超过别人，但不能用无视别人长处的手段。越是要掩盖别人的长处，他压制下边的人也就越厉害，所以圣人看重谦让。如今至的位置在晋国其他七卿之下而想超过他们，那也就会有七人的怨恨，至将凭什么来应付呢？刀已经架在至的脖子上了。
单襄公的这个预言还未完，到了第二年，前574年，鲁成公跟晋、齐、宋、卫、曹、邾等国在柯陵结盟。单襄公躬逢其盛。在柯陵盟会上，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走路时眼睛望远不望近，脚步也抬得高高的，心不在焉。又看到晋国的大臣说话很冲，说话则总是绕弯子，至还是那样自吹自擂，齐国的大臣国佐说话也是毫无忌讳。单襄公对鲁成公说，晋国很快就要发生内乱，国君和三恐怕都要大难临头了。甚至齐国的国佐也有灾祸，他处在淫乱的齐国，却喜欢讲直话，明指他人的过失，这就会招人恨。因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别人的随意指责，齐国有这种人吗？
单襄公一口气预言五个人的命运。先知的话很快实现，晋厉公回国不久就诛杀三。第二年，前573年，晋国大臣诛杀晋厉公，葬礼只用了一车四马。同年，齐灵公杀国佐。单襄公的预言不到三年就全部实现。
单襄公的先知之能尚不止此。他还预言了寄留于周天子脚下的晋襄公的曾孙周子将来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国君。结果，晋厉公被弑后，国中无主，晋人迎回周子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至此，单襄公的预言彻底实现。
对单襄公的预言，人们一直试图进行理性的解释，却也难以理解先知的能耐。
全词都从对方落笔。这是一个夏初的夜晚，繁盛的荼蘼花已经凋落殆尽，窗外，一片如水的月光倾泻而下。自己所思的伊人正独立窗前，呆呆地望着月色出神。这个情景跟杜甫《月夜》诗所写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何其相似，望月思人、借月传情是千百年来怀人者共同的精神依托。荼蘼被赋予了一层伤感的、悲情的文化内涵，苏东坡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此外茶蘼在佛教中也有寓意，有人以为它就是所谓的彼岸花，这就给荼蘼赋予了更多的让人联想的深意。所以纳兰以一句“谢却荼蘼”开头，点出时间的同时更传达了春华殆尽的含义。古人常以春花象征人的青春时光，短短一句“谢却荼蘼”，包含时光流逝、青春虚度的感叹。后面诸句都是在这种情怀下的延伸。“一片月明如水”一句极为醒目，在一片明月如水的夜色中，荼蘼慢慢凋零。情景交融，如此紧密。然后，或许是不忍卒观这窗外景致，倦眼目乏，将眼神又放回闺中，篆香也殆尽。“篆香消，犹未睡，早鸦啼。”篆文盘香早已消尽，月亮也已西落，女主人公仍然难以入眠，似乎怎么也忘怀不了对窗外荼蘼谢去的伤感，一声早鸦又将深思勾去。篆香消说明一夜已尽，主人彻夜未眠。
“嫩寒无赖罗衣薄，休傍阑干角。”女主人公一夜未能入眠，干脆起身，倚栏远望，希望能看到一点郎君归来的讯息；但杏眼望穿，没有一点踪迹。单薄的罗衣难以抵挡的，不只是初夏早晨的轻寒，更是孤寂之心的凄寒。这两句是化用张先《醉落魄》词句：“朱唇浅破桃花萼，倚楼人在阑干角，夜寒手冷罗衣薄。”休傍，显示出词人对所思之人的关切。
“最愁人，灯欲落，雁还飞。”最让人生愁的是，女主人公从早望到到晚，也没有心上人的丝毫踪迹，只看到了回归的大雁一队队飞过天空。“最愁人”包含了两重意义：雁归而人未归，令人生愁；自古有鸿雁传书之说，可徒见雁行飞过，却无行人只字信息，如李清照《一剪梅》所言：“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更引发人的无限愁绪。词人以景结情，留有不尽之意。
这首词是长夜怀人有思之作。词中没有对人物心理的直接揭示，而是通过意象的烘托，环境的营造，气氛的渲染，委婉曲折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细腻真实的感受。
开篇“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不但是《劝学》篇的第一句，也是整个《荀子》著作的第一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礼义来矫正，所以他特别重视学习。“性恶论”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在著作中首先提出学习不可以停止，就是想抓住关键，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自己的见解，通过“君子”之口提出来，以示郑重。开头就提出了中心论点，语言简劲，命意深广，因而很自然地引出了下文的滔滔阐述。
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来比喻任何人通过发愤学习，都能进步，今日之我可以胜过昨日之我，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这两个比喻，使学习的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不过，要能“青于蓝”“寒于水”，决不是“今日学，明日辍”所能办到的，必须不断地学，也就是说：“学不可以已”。所以，这两个比喻深刻有力地说明了中心论点，催人奋进。
接着，文章进一步设喻，从根本上阐明道理：“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对学习者更大的鼓励。在强调了学习的重要作用后，文章以设喻引出论断：“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木材经过墨线量过就会取直，金属制成的刀剑之类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这就好比君子广泛学习，而且每天检查省察自己，就会知识通达，行为没有过错。这样以设喻引出论断，显得更有说服力。论断句中的“日”字，与起句“学不可以已”的“已”字，紧密呼应，突出了要“知明而行无过”，就必须不断学习，从而有力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段说明了学习在改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智力方面的重大意义。学习意义重大，荀子认为，学习不能单靠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必须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因此，“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以亲身的体验，通过“终日思”与“须臾学”的对比，强调空想不如学习。而这个与空想相对的“学”字，不言而喻，也就是指利用外界事物，向实际学习。这种对于学习的见解，也是荀子基于他的认识论提出来的。荀子否认孟子所说的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因此他强调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他在这里提出的“学”的概念，就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接着，连设五喻，展开论证，荀子先从生活经验说起：站在高处望，比踮起脚见得广阔；登高招手，顺风呼喊，手臂并非更长了，声音并非更大了，可是人家却能远远地看到，清楚地听到；可见利用高处、利用顺风的作用之大。推而广之，“假舆马”“假舟楫”的人，也并非善于走路或擅长游泳，可是他们却能“致千里”“绝江河”，由于设喻所用的事例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因此读起来不但感到亲切，而且觉得可信。随着不断设喻，阐明的道理越来越深入读者心灵，于是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结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就是说，君子之所以会有超过一般人的才德，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外物来好好学习。推论起来，人如果善于利用外物好好学习，也就可以变为有才德的君子。这与第一段所说的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直木可“輮”为车轮，意脉是一贯的，结构上也是暗相呼应的。此外，荀子把“所学”与“善假于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学习的目的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性知识去改造客观世界。”（引自严北溟关于《劝学》的说明）这与他的“制天命”的思想也是联系着的。这一段说明学习必须善于利用外物。
最后一段阐述学习必须专心一致、锲而不舍。人们在从外界实际事物中学习的时候，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这一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主要写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积”，一个是“一”。文章先设两喻引出论点：“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说明学习要注意积累。荀子根本不承认“天生圣人”的说法，他指出人只要努力学习，“积善积德”，就可以具备圣人的思想。圣人也是不断学习而成的，正如他在《性恶》篇中所说的：“积善不息”，“涂之人可以为禹”。他充分强调“积善”的作用，这与开头提出的“学不可以已”也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在笔法上，以设喻引出论点，更加强了论点的语势，使论点一出现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接着，文章又进行申述：“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从反面设喻来说明积累的重要。经过一正一反的设喻，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已初步阐明，但是为了深入说明，文章又反复设喻对比：先以“骐骥一跃，不能十步”与“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相比，再以“锲而舍之，朽木不折”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相比，从而充分显示出“不舍”的重大意义，而学习要注意积累的道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当然，学习要做到“不舍”，要不断积累，那就必须专一，不能浮躁。
因此，文章再以“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能够“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与“蟹六跪而二螯”，却“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进行对比，说明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粗心浮气。这两个比喻，强调了学习必须坚持不懈，并照应了上文的层层论述。通过这一段的层层比喻，可以清楚地理解学习必须持之以恒。至此，开篇提出的“学不可以已”的中心论点，已得到了深入的阐发和充分的证明。
这篇文章各段的条理十分清楚，基本上是每段阐述一个具体问题，而且总在文章的开头、结尾部分作出明确的交代。在文章中，作者有时又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两种相反的情况组织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以增强文字的说服力。例如，在强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用心专一时，他不但用了一些并列的比喻，也用了好些相反相成的比喻，他列举了“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及“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蚯蚓，竟能在地下来去自如，而“六跪而二螯”的螃蟹，却连一个容身的小洞也掘不好。这就表明，“积”与“不积”所产生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在荀子哲学思想中，“积”字是一个重要观点。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曲由叹时光流逝之迅疾而生“月残花落”之深慨，抒发了一种老大无奈的伤感情绪，自叹亦复叹人。春花易逝，秋月无常，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与世事的伤感心理。作者巧妙自然地借用李后主之《虞美人》词结合自己眼前的情与景，抒发了他对当时社会和人情世故的不平和不满之意，流露出他对仕途坎坷的愤懑与悲哀之情。若就诗意看，无非如此，似不足誉扬。但就内容表现而言，此词有一种令人感到似浅似深，似熟似生的效果。浅者，是因为“诗里落花，多少风人红泪”，人们已经见得很多了。而月残花落虽相似，各有心酸各有情。王和卿的这首小令从头到尾，春花秋月一路写去，别无一点“人事”的描述，其意旨归趣显得含蓄不明，这就不禁令人产生似熟还生、似浅还深之感，并由此而生吟咏的兴趣、索解的心理。
若就律艺方面而言，这支小令六句六韵，由“春”、“秋”而衍“花”、“月”，然后似轱辘蝉联而下，一脉贯通。曲中“春”字、“花”字、“月”字各出现三次，“秋”字出现两次，春、秋、花、月，反复吟唱，造成一种宛转流畅、回环往复之美。在全曲短短三十一字中，两用对偶，一为工对，一为流水对，整饬中又富于变化，显得和顺谐畅。同时用典自然浑化，若出己手，这一切却又使得它流光溢彩，具有了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金末元初的王和卿，散曲作品并不多，既有滑稽调侃，粗俗嘲谑之风，也有空灵之作，如这首小令。但无论哪类作品，皆颇具特色。其题材、风格之多样，也可以说预示了元代散曲多元发展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