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西湖之春的诗词曲可谓汗牛充栋，然此曲别是一番情调。前三句写西湖繁华，抓住了游人在春风暖日中徜徉之感受，突出一个“闹”字，管弦、莺歌，更有花团锦簇；“不知音”二句乃言西湖春景之“宜”，即所谓“宜晴宜雨”，“宜酒宜诗”等等一西湖无时不美，无处不美；
最妙自然还在末三句，作者感受之细微与独到，是极饶创造性的。特别是末句，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春之西湖与睡足了的西施醒来之比并，真可谓神来之笔，大可玩味。
本文是敦煌曲子词中的一首早期民间词作，写的是男女间的爱情盟誓。为了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全词一共使用了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表达了主人公的愿望。在主人公眼中，爱情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共存，夸张又不过分地强调了爱情的永固。此词圆熟流丽，挥洒曲折，富于独创性的表现方式，使得这篇抒情之作成为唐朝诗苑中的一颗明珠。
特色之一是开门见山。
全词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滚滚滔滔，一发难收。芙蓉帐里、鸳鸯枕上的这位女主人公，既贪恋云雨新欢的良宵，又不能不担心现实生活中女子常遭遗弃的不幸，两种感情的撞击一下子将她推向盟山誓海的峰巅。因而一落笔，感情便喷薄而出，并外化为开门见山的结构特点，晴日之下忽然轰雷四起，以高八度唱出“枕前发尽千般愿。”“发愿”即发誓，是唐代的俗语，也是至今仍活在江南一带的口头语。发愿本来已是庄重的表示，“发”而至于“尽”，“愿”有“千般”之多，更可看出女主人公感情的激动与态度的坚决。首句切入正题，同时又有着提纲契领、笼罩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兴六事，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流出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感情的长河。
特色之二是博喻手法的运用。
为了表现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向往，词中广泛设喻。女主人公表示，除非六件不可能实现的事都成为事实，否则决不同意婚姻关系的解除。她举出的六件事是：青山烂，秤锤浮，黄河枯，白天同时见到参星和辰星，北头的斗柄转向南面，半夜里出现太阳。这和汉乐府民歌《上邪》的构思极为相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在合，乃敢与君绝！”都是采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作比喻，“青山烂”与“山无陵”、“黄河枯”与“江水竭”，更是如出一辙，但这并不意味着《菩萨蛮》因袭《上邪》，而正好说明了它们都来自生活。正因为是来自生活，所以所用比喻尽管相似，却并不全同。“白日参辰现”与“三更见日头”，同“冬雷震震，夏雨雪”虽然都是从时间的角度立论，但前者着眼于昼夜，而后者着眼于四季。具体的写法也各有千秋：《上邪》以前后两个“绝”字相响应，五个比喻一气直下；《菩萨蛮》则以第一个“休”字引出五个比喻以后，略一顿挫，以“休即未能休”的让步副句以退为进，意思是即使以上五种假设都成为事实，要遗弃（即所谓“休”）我，也还是办不到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了“且待三更见日头”的新的假设。此词由于紧紧围绕着“不能休”这一中心取譬设喻，所以“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众辞辐辏，如大弦小弦嘈嘈切切，似大珠小珠跌落玉盘，响起的是一片繁富而又和谐的乐音。
特色之三是具有民歌的情调与风格。
文人笔上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纤细情感，蕴藉含蓄、欲说还休的委婉的表达方式，以及反复推敲、精雕细琢的炼字造句的功夫，与这首词是无缘的。此词抒发的是天籁之声，大胆，热烈，奔放，率直。意在夸张，不惜夸大其辞（如“枕前发尽千般愿”句）；为了强调，比喻的运用层见叠出；在用字上也不避重复，三用“休”字，二用“面”字、“日”字，“且待”两见而又用了“直待”。这些无不表现民间歌谣拙朴、自然的本色。南朝民歌《大子夜歌》说：“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所谓“声势由口心”，是说民间歌谣独特的风情格调的形成，是由于心有所感，以口写心。这大概就是这首《菩萨蛮》语浅情深、似拙而巧，成为一首好词的奥秘。
这首曲子词落笔惊风，造势遒迈，且没有文士词幽婉曲折的风致与含蓄蕴藉的神韵，完全是情思所致，任意挥洒，恰似长河东流，浩浩汤汤。全词热烈大胆，奔放直率，似拙而新，语浅情深。首句切入正题，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篇的作用，以下七句所列举六种自然景物和非现实现象（青山、水面、黄河、参辰、北斗、日头），便是从首句“发愿”这一源头上飞流直下而形成的一条绵延不绝的情感河流。其想象是宏阔而丰富的，想象的空间由地及天，想象的对象由山河到星日，以世间最雄伟的景物来比拟爱情，把爱情鲜活的生命与永恒的天地日月相提并论，形成一种奇妙而合理的类比推理：青山不会烂，水面上浮不起秤锤，黄河不会干枯，参星和辰星不会在白昼出现，北斗不会转到南面，三更半夜不会见到日头，爱情也因此绵绵无绝期。作者从反面下笔，如此类推，可谓悖理而合情、无理而曼妙，从而收到与《上邪》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果。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