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诗词中常将春和雨以及花和雨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时间与气候的变化,有的风雨是送春归,有的风雨则是催春来。而李好古的这首词说:“花过雨,又是一番红素”。大概是属于催春来。“燕子归来愁不语”一句,承上启下,春来燕归,春色依旧,而归来的燕子为什么却闷闷无语呢?自然引出下文——“旧巢无觅处”。“旧巢无觅处”的原因,作者没有直说,犹露犹藏发人深思。这首词有的本调名下有题——《怀故居》,因而有人说,燕子旧巢,比喻自己故居,春来到来了,人无归处,表现了一种无处可归的飘泊之感。其中还寓有家国之感,所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特定社会现象的典型概括,则更为合适。上片结句,就字面看补足了上文,完成了对“燕子”的描写,就其喻意而言,则引向社会现实,这就为下片预作好了铺奠。
国家山河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归这样艰难的时局里,“谁归玉关劳苦?谁归玉楼歌舞?”这句话深刻尖锐,咄咄逼人,“玉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塞)劳苦”者,指的是那些守边的士卒。而归玉楼上取乐的,却是那班不思抗敌、不恤士卒的将领,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大批“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于西湖畔上的、南宋朝廷里的显官达贵。一苦一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读者从对比中,感受到振憾人心的艺术力量!下文词人没有顺着这个调子再把弦儿绷紧,也没有用一般乏味的文字,敷衍成篇,而是别开生面,用假设和推想,从容作结:“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东风“吹去”胡尘“,已是一奇;再进一步,还要封”东风“为万户侯,更是奇特非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最妙则于不经意之中,用这种丰趣活泼的文字,翻空出奇,涉笔成趣。同时,它又归诙谐之中包含着某种庄重,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即朝中无人抗金,而百姓则渴望统一。归天真之处展现真情,风趣之中包含着冷峻。
春日,多有“东风”,“旧巢无觅”,才有“东风”吹去“胡尘”盼想,前后照应,此外,词人兼用明快、严肃、含蓄、幽默的多种手法,浑然成篇,自成一格,更是它的独特之处。
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