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静寂。此诗意在写山寺,但并不正面描摹,而侧写周围景物,来烘托映衬山寺之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中所说的其性暴烈的毒龙已经制服,喻指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略宁静之幽趣。全诗不写寺院,而寺院已在其中。诗歌构思奇妙、炼字精巧,其中“泉声木危石,日色冷青松”,历来被誉为炼字典范。
诗题“过香积寺”的“过”,意谓“访问”、“探望”。既是去访香积寺,却又从“不知”说起;“不知”而又要去访,表现出诗人的洒脱不羁。因为“不知”,诗人便步入茫茫山林中去寻找,行不数里就进入白云缭绕的山峰之下。此句正面写人入云峰,实际映衬香积寺之深藏幽邃。还未到寺,已是如此云封雾罩,香积寺之幽远可想而知矣。
接着四句,是写诗人在深山密林中的目见和耳闻。先看三四两句。古树参天的丛林中,杳无人迹;忽然又飘来一阵隐隐的钟声,在深山空谷中回响,使得本来就很寂静的山林又蒙上了一层迷惘、神秘的情调,显得越发安谧。“何处”二字,看似寻常,实则绝妙:由于山深林密,使人不觉钟声从何而来,只有“嗡嗡”的声音在四周缭绕;这与上句的“无人”相应,又暗承首句的“不知”。有小径而无人行,听钟鸣而不知何处,再衬以周遭参天的古树和层峦叠嶂的群山。这是十分荒僻而又幽静的境界。
“泉声木危石,日色冷青松。”两句,仍然意在表现环境的幽冷,而手法和上二句不同,写声写色,逼真如画,堪称名句。诗人以倒装句,突出了入耳的泉声和触目的日色。“木”字在这里下得极为准确、生动:山中危石耸立,流泉自然不能轻快地流淌,只能在嶙峋的岩石间艰难地穿行,仿佛痛苦地发出幽木之声。诗人用“冷”来形容“日色”,粗看极谬,然而仔细玩味,这个“冷”字实在太妙了。夕阳西下,昏黄的余晖涂抹在一片幽深的松林上,这情状,不能不“冷”。诗人涉荒穿幽,直到天快黑时才到香积寺,看到了寺前的水潭。“空潭”之“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什么也没有”。王维诗中常用“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之类,都含有宁静的意思。暮色降临,面对空阔幽静的水潭,看着澄清透彻的潭水,再联系到寺内修行学佛的僧人,诗人不禁想起佛教的故事:在西方的一个水潭中,曾有一毒龙藏身,累累害人。佛门高僧以无边的佛法制服了毒龙,使其离潭他去,永不伤人。佛法可以制毒龙,亦可以克制世人心中的欲念啊。“安禅”为佛家术语,即安静地打坐,在这里指佛家思想。“毒龙”用以比喻世俗人的欲望。
诗采用由远到近、由景入情的写法,从“入云峰”到“空潭曲”逐步接近香积寺,最后则吐露“安禅制毒龙”的情思。这中间过渡毫无痕迹,浑然天成。诗人描绘幽静的山林景色,并不一味地从寂静无声上用力,反而着意写了隐隐的钟声和呜木的泉声,这钟声和泉声非但没有冲淡整个环境的平静,反而增添了深山丛林的僻静之感。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
王维晚年诗笔常带有一种恬淡宁静的气氛。这首诗,就是以他沉湎于佛学的恬静心境,描绘出山林古寺的幽邃环境,从而造成一种清高幽僻的意境。王国维谓“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诗的前六句纯乎写景,然无一处不透露诗人的心情,可以说,王维是把“晚年惟好静”的情趣融化到所描写的景物中去的了。因此最后“安禅制毒龙”,便是诗人心迹的自然流露。
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