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怀古吊今之作,既怀战国时大梁侯嬴之史事,又吊友人侯朝宗之事迹。作者何以借“怀古”而“兼吊侯朝宗”呢?因为侯朝宗既与侯嬴同姓,且又同具肝胆意气。
在结构上,前六句集中“怀古”。首联借描写时代背景而点明“怀古”,把思绪推向历史的纵深。“河洛风尘万里昏”,中原大地风尘万里,河洛一带战乱不息。面对这苦难的多事之秋,诗人不禁思潮涌起,自然思念起“贻书约终隐不出”的友人侯朝宗,并联想到战国时代曾隐身为夷门监者的侯嬴:“百年心事向夷门。”这就将“怀古” 与“吊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时代的感叹、对古人的追忆,隐含于对史事的回顾之中了。
二、三联描写 “怀古” 的具体内容,借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之事,以表现其肝胆意气: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侯嬴家境寒微,七十多岁时为大梁夷门监者,但为人修身洁行。信陵君欲厚遗之而不受,便置酒大会宾客,亲自乘车迎为上客。当信陵君欲救赵而苦无兵权时,侯嬴为之献策,使曾受信陵君旧恩而图报的魏王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并推荐市中屠者朱亥,杀死受魏王旨意观望不前的魏将晋鄙夺得兵权,终于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当信陵君出发时,侯嬴因年老不能随军上阵而自刎。诗人通过对这段史实简洁的描述,使侯嬴的形象既豪迈雄放,又慷慨悲壮。尤其是 “多见”与 “几人”的鲜明对比,不仅生动地突现出侯嬴的肝胆意气,而且倾注了诗人的一腔赞颂之情,也从而在“怀古”之中,透露出 “吊今”之意。因为在诗人看来,侯朝宗在明末动荡之中,积极入复社,严正斥宦宫,抨击奸党,匡扶明室,具有和侯嬴同样的肝胆意气。因而才引出末联的正面 “吊今”,以侯嬴指代侯朝宗。
末联虽正面吊今,却又不是礼赞式地哀悼,而是对自己 “死生终负侯嬴诺” 的深深自责。对侯朝宗这样有肝胆意气的英雄,自己却 “为世所逼,有负宿诺” ,入清后官至国子祭酒,晚年虽告假归里,但终以仕清为耻。诗人曾痛心疾首地说:“误尽一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当然就对有负于侯朝宗之诺感到深深的愧恨了。这种愧恨之情,在 “欲滴椒浆泪满樽”一句中得到了真切生动的表现。末联的正面吊今,使诗作思念友人的题旨更显得深邃、隽永。
由于诗人借 “怀古”以 “吊今” ,“怀古” 与 “吊今”相互交织,情蕴深厚。
这首词的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弟弟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全词点化运用前人词句,巧妙传达了思弟之离情苦。寓情于景,于物有情;如夜凉知秋,如寒蛩促机;朴中见真,实中见情。然而,仍不免有“惊魂未定”,“岂谓天幸,得存此生”的余悸潜于词中。
上片写夜半惊魂,向子由袒露如秋凉之离情苦。词是从“梧桐叶上三更雨”写起的。他巧妙地点化运用了唐代温庭筠《更漏子》词来抒发其贬怨离情的。词是这样写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独有偶。也正是夜半三更,一场秋雨,惊破了东坡的梦魂。温说:“不道离情正苦”,作者说:“惊破梦魂无觅处”。除了“离情”,他眼前一切皆空。京都无处觅,“穷达”成幻影。
“夜凉枕覃已知秋,更无寒蛰促机抒。”名写秋凉,实写人凉。进一步从感觉上和无觉上渲染了他此时此地的凄凉心境。秋夜本来含有凉意,睡在竹床上更觉冰凉,感到大自然的寒秋到来了,人世间的寒秋到来了。然而,此时作者又产生了泰然心态,无到了一种特别亲切和谐的声音:“更无寒蛋促机杼。”东坡前往惠州,身不由己,处境苍凉。在此窘况下,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竟然如寒蛰那样催促着农妇早起织布。这是东坡爱民的可爱的品格。
下片,为路途上的美好回忆。在上半夜人睡时,“梦中历历来时路”。走这条遥远而漫长的路,要历经河北、河南、江苏,然后进人江西。一路风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达虔州,还在清江畔的歌舞亭里接受好友的宴饮享受。宴会虽小,可雄风不减当年。
“江亭醉歌舞”,“尊前”又遇知己人。“别来”不寻常,人人必有“心与绪”。三句不离行,仍是和友人话兄弟情、未竟业。最后一语,与上片最后一语照应,如出一辙,实为作者出世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时至暮年,作者仍壮心不已,诚为可贵。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这是一篇有名的不怕鬼的故事,显系民间传说,选自《列异传》。
《搜神记》卷十六也收有此篇,题目略有改动,“宋定伯”作“宗定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所征引。
作品的主题是宣扬不怕鬼更要敢捉鬼制服鬼。
它通过逢鬼、骗鬼和捉鬼的描写,赞扬了少年宋定伯的机智和勇敢,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完全可以制服它,特别是在人们相信“人鬼乃皆实有”,“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的魏晋南北朝,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心人物是宋定伯,他年少气盛,夜行遇鬼,他不仅不怕,还主动与鬼打招呼。当鬼问“汝复谁?”定伯答:“我亦鬼。”妙!佯装是鬼的同类,才能与鬼同行。这表现了宋定伯的沉着和机智。
鬼背负宋定伯时说:“卿太重,将非鬼也!”他一点不惊慌,反而自称是“新鬼,故身重耳”。又一次巧妙地解除了鬼的怀疑,取得了鬼的信任,并进而掌握了捉鬼的奥秘“惟不喜人唾”。
当宋定伯涉水有声时,鬼又问:“何以有声?”定伯又以“新死,不习渡水故尔”作答,使鬼信以为真,完全把鬼迷住。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当行至宛市,定伯紧紧抓住鬼不放,不管鬼怎样惨叫,他也不心软。鬼变成一只羊,便将它卖掉,并“唾之”以防鬼再变。这些层层深入的描绘,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有胆有识、善于谋略、勇于捉鬼的少年英雄宋定伯的形象。
作品中的鬼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它是作为宋定伯的陪衬而出现的。它的一切都被神机妙算的宋定伯所控制,这个鬼必然要成为英雄手下的败将。
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情节,贯穿全篇,简洁而传神,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作者把宋定伯和鬼的对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颇为有趣。
在对话中,宋定伯的灵活、机智、勇敢与鬼的笨拙、窝囊、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把宋定伯捉鬼的情节写得极为生动:“定伯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鬼的惊呼与凄然求饶的可怜相和定伯坚定果断的神情都跃然纸上,生动逼真。
本文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