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诗描写郑氏东亭周围美好的秋色,虽是秋图,却一片生机。前六句写亭前美景,后二句写游罢晚归。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怀,自有诗家所特有的含蓄而蕴藉。
诗的首联、颔联,借华亭翠微,借秋日清晖,借崩石山树,借清涟“水衣”等,一抒心中块垒。只是对这信息量颇大的众多景物,杜甫并未以“列锦式”静态呈现,而是用“入”“乱”“欹”“曳”四个动词嵌入其中。妙用动词,以一系列贴切精妙的动词,化静为动,点染激活,颇能体现杜甫炼字的功力。
颈联“紫鳞冲岸欹,苍隼护巢归”,“冲岸”已经写出写出鱼的跳突排涌,还意犹未尽,再以“欹”写其活泼跳脱;“护巢”写出鸟的疾飞急赴,再继之以“归”点出其归心似箭。写鱼写鸟,均用两动词勾勒点染,表现出杜甫笔力不同寻常——“下笔如有神”。而尾联写诗人于黄昏策马奔驰:“残云傍马飞”,一“傍”一“飞”,则写意般描绘出马逐云飞的高超意境。把一路驰骋中观山看水、逸兴遄飞的快意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著数动词,曲尽其妙——“此诗家练字法也。”《重题郑氏东亭》作为杜甫的又一首“快诗”,除了诗中所蕴涵的深沉思致,于写景会意中,善用动词而境界全出。这足以证明彼时杜甫,诗才已脱颖而出。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