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这首《送春词》是刘禹锡的一首景物诗，为作者被贬谪时期所作。诗人羁绊他乡，仕宦困顿，孤独寂寥，忧思愁闷，面对暮春季节，百花凋零，不免伤春之情涌上心头。
“昨来楼上迎春处，今日登楼又送归。”，首联用“昨来”和“今日”表达对时光流失的迅疾，春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光阴如梭，倏忽而过。仿佛昨天才在楼上迎接春天的到来，没想到今天春天就要离去，充满了无奈之情。
“兰蕊残妆含露泣，柳条长袖向风挥。”，颔联采用拟人手法，就连超凡脱俗高雅圣洁的兰花，花期已过，花瓣凋零，残妆萎靡，兰露如泣，似乎不愿意春天离去；而柳树已经长出长长的枝条，随风摆舞，犹如像春天告别。
“佳人对镜容颜改，楚客临江心事违。”，“楚客”本指屈原，屈原忠而被谤，身遭放逐，流落他乡，故称“楚客”，这里诗人以屈原自喻。“心事”指志向情怀。面对暮春，美人感叹春光流失，容颜变换，而诗人犹如屈原一样，忠心耿耿，却被贬谪他乡，困顿不得志，这么多年来难以施展心中大志，和自己的原意相违。颈联对仗工整，典故运用巧妙，不着痕迹，又妥帖自然，融情于景，抒发心中积郁。
“万古至今同此恨，无如一醉尽忘机。”，自古以来，春夏秋冬，四季变换，无法更改，面对春天归去，伤春惜春之情万古相同，与其感叹感伤，还不如拼却一醉，消除机巧之心，忘却纷争的世事。
这首《送春词》，描写了暮春景色，借送春之际，表达了对岁月变幻的无奈，同时结合自己的遭遇，颇为感慨，然而同时也表达了是人乐观豁达的心态。景物变换是自然规律，自古如此，人生不得意，却无能为力，有志难伸，与其在这里感叹忧伤，还不如趁着春未归去，和着春色，暂且忘却烦恼，消除机心，在诗酒中排解忧愁吧。
杜甫曾自称少小脱略，结交老苍。这时能陪李邕游历下亭，真是快意当前，不能无诗。
全诗十二句。诗前四句游历下亭及其原因。李邕前辈驻东济南，杜甫得以共泛清河同游历下亭。这段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骨一联，极切合情景，亭既古老，人多名士。此诗原注称“时邑人塞处士在坐竹“。济南自汉以来，有伏生传尚书予张生、欧阳生等，皆是名儒。之后，各朝代都有才人。所以这联为人所喜爱，至今仍在历下亭悬挂，为游人观赏。次四句写亭中宴饮，周围云山美景，助发雅兴，眼前玉琨歌会，对酒为乐，歌声清扬，举觞劝客。更有修竹笼翠，亭中不觉暑热，亭外虽空有碧波交流，但也助人兴。良辰美景中，长少才俊咸集共饮，真是赏心乐事。此四句全以虚字当腰，极显抑扬之能事，为本段的特色。最后四句写宴游历下亭之感想，此亭深蕴自然真趣，令人恣情留恋，日落席散又该如何，可感可叹啊！大家都为外物役使，身不由己，不知何时能再与李邕前辈共游同乐。则系抒情，寓无限之留恋，伤重游之无期。系叹息人生之别易见难。但更有深于此者，则矗贵贱俱物役骨，无贵无贱，皆为物役，受外物之支配束缚，不得自由自在、这当是老庄思想在诗里的流露。
全诗辞真意切，情感深挚，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二句为时人后人赏誉，悬挂亭中，至今流传。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