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死宗社，大鸟泣其坟。
寂寞向千载，风流被仍昆。
富贵何足道，圣处要策勋。
太尉死宗社，大鸟泣其坟。
寂寞向千载，风流被仍昆。
富贵何足道，圣处要策勋。
上阕写景，描绘出一幅有树有花，色彩鲜明的山野行军图。“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开篇交代作者已经离开临安向东阳出发。“扑面征尘”描写环境的恶劣，气候干燥，而且路途遥遥。“香篝”是古代的熏笼，“水沉”即沉香。笼里的香料已快烧完，暗指已经行路很久，也说明路途之遥远。同时，“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接下来的两句，词人描写周遭的景象。“山无重数周遭碧”是仿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所作。身边的山脉层层叠叠地排列。路旁的花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花，而只是一些山间野花，但是却盛放得分外妖娆。一个“碧”字，说明此时行军人是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里，而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格外娇艳绚丽。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词人置身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情一片大好。
下阕描写生活画面。“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行人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指穿着戎装的战士们，因为衣着威风，气势雄伟，所以容易辨别出来。士兵们伴随着一声声骏马的啼叫声前进着，飘扬的红旗已经越过小红桥。这三句写的是队列前进的情景。不难想见，此时作者是骑马走在队列的后面，所以才能清楚地看到行军的战士和队首“旌旗”的方位。与和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很像，不过两者表达的感情则是大不相同。辛弃疾的词表达他们一路前行的欣喜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欣赏，也有对目的地的畅想，而杜甫的诗则是描绘家人送入伍战士的场景，显得很凄凉。
“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在此之前，整首词一直呈现的是一种欢快的情调，可以感觉出作者很喜欢这次旅程。虽然辛弃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但写此词时，正是辛弃疾“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机会为国效命，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这个“愁”字应理解为他寻觅“相思句”构思过程中苦恼的“愁”。正因为这样，他只顾聚精会神地思索，不知不觉中才“摇断”了马鞭的“碧玉梢”，这抑或是用力过猛，抑或是打在什么东西上，写得极传神，极形象。正因为词人认真思考，所以才一味地摇着鞭子前行，以致“摇断吟鞭碧玉梢”，这一句也形象表达出词人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
全篇风格委婉，和作者一贯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描写的景物却是相当地清新自然，生机盎然。碧绿的青山，盛放的野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首诗由夜游、昼游及感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六句。按游览的时间顺序说，是昼游在先，夜游在后，而诗中却将夜游部分置于昼游之前。诗的首二句即从日暮写起，言暮时继续行游，至月夜而泛舟江上。次二句写水面如镜，风波不起。上有月光清朗，下有微波荡漾，水天一色，交相辉映，浸淫在一派闲静轻柔的氛围之中。而“沫”、“涉”二字又透出游者的情态，二字以工整的对仗，表现了主人公在江上纵情嬉戏的欢快情趣。五、六两句写夜行所见的奇异景色以应题。这两句以“竦”字描摹巨石的突起耸立之状，以“倒”字形容飞瀑的倾泻直下之势，仿佛石破天惊，蔚成壮观。以上六句，写出了夜游由陆路到水行，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全过程，而所见江水的平静和三山两溪的奇崛又情味迥异，生动地再现了景观的不同风神，可谓摇曳生姿。
“亦既穷登陟”以下六句，以倒叙笔法追忆昼游的所见之景。登山眺览，惟见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荒蔼”句为总写，概括了幽僻深杳的总体印象；“窥岩”和“披林”两句则分写山高、林密。重岩叠嶂、树林茂密，以至连天日都仿佛被遮蔽不见了。这里是用夸饰的手法极写环境之艰险，以为下文的张本。接下来“阳乌”两句，为记忆中的白昼游程摄下最后一个镜头：行者披着夕阳的余晖，正在幽深的竹林之中穿越而行。这两句中的“尚倾翰”、“未为邅”，与上两句的“不睹景”、“岂见天”似相牴牾，其实一为记实，一为描写，盖因用笔虚实之不同也。这六句从登山写到返程，最后以“阳乌倾翰”回顾照应到诗的首句，遂以“日垂”为契机，把昼游和夜游、山行和水行连成一气。全诗的写景纪游部分以后一段行程的起点发端，以前一段行程的终点收煞，拦腰说起，首尾承接，不仅使整个纪游部分显得神固气完，而且也使诗的章法布置别开生面，颇有奇观意外之妙。
诗的最后六句抒写感受。诗人由此番登陟的亲身经历，联想到巢居穴处的岩栖之难。巢穴的不蔽风雨固然可忧，然而更可忧的，是没有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这里或指诗人的“方外交”昙隆和法流二法师，这两位友人都是“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而作“高栖之游”的。诗人在《山居赋》中曾说：“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意谓：朋友相得之欢，一日胜似一千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相见恨晚，此日如能同游，应该是十分欢欣雀跃。谢灵运在其吟咏石门的篇什中，每多抒写寂寞之感，如“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等。此诗亦然。诗中的感受既是在登山过程中直接触发的，因而诗人将昼游部分移后，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如此才便于使情景相关处连成一体，而避免了将情与景截分两橛的弊病。这种在章法布局上的缜密用意，正是大谢诗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困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
上片以景情反差的手法，反映了苏轼胸中的忧愁。“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写出了苏轼在富春江上轻快行程的生动形态。一个“挂”字，一个“飞”字，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形象传神。“酒病无聊，攲枕听鸣舻”，写苏轼醉卧船上的情景。颇似金代元好问《读书山月》“墙东有洿（wū）池，攲枕听蛙鸣”的神韵。“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情绪一变。以醉眼朦胧中的景物托情，流露出苏轼渺茫的孤独感。“簇簇”、“重重”，将沉郁心绪衬托得十分逼真。“回首望，孤城何处?”用设问手法，进一步渲染苏轼对桐庐山村哪堪回首的忧叹。那是一幅凄苦的生活景象。
下片承上一转，写苏轼欲摆脱愁情而又无可奈何，只得从神话梦幻中去寻找慰藉。“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写苏轼顷刻离开钓台的沉思，但又被现实阻碍，愁思更加抑郁，人面显得憔悴。有宋代欧阳修《怨春郎》词“恼愁肠，成寸寸，已凭莫把人萦损”的滋味。“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不论过去了的旧愁也好，还是昔日的新欢也好，内心里对山村的挂记两不存在。 “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这一句承承接上面一句，体现出苏轼的挂念之情深入一层。想再一次去看看山村人吧，不大可能了。然而一片痴情依然不改初衷。唯有恳求他人前去捎首词。
全词把欢景与愁情、现实与历史、人世与梦幻、意境与哲理有机地融为一体，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反映了苏轼的悯民思想，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