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全文结构简洁明晰，一问一答，毫无枝蔓。
《对楚王问》是问对体，即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写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宋玉宕开一笔，满口承认有“遗行”，不作申辩，只是希望宽恕，让他把话说完。
其次，写宋玉的答辞。其答辞以讲故事的形式，表面与“遗行”无关，实则均为“遗行”进行辩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讲一位歌手在郢都唱歌，唱“下里巴人”低级通俗的歌时，唱和者数千人；唱“阳阿薤露”较高级的歌时，应和者数百人；唱高雅的“阳春白雪”之歌时，能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唱高难度的变化无穷的歌时，能和者只有几人。可见“曲高和寡”，暗示智高之人不为人理解。二是以凤凰、鲲鱼与鷃雀、小鲵的对比，说明渺小的鹦雀、小鲵之类的谗佞小人不会理解如凤凰、鲲鱼一类大智者的胸怀与能力。三是以圣人与世俗之民的对比，说明凡夫俗子哪能了解我（圣人）的所作所为。三重对比中，宋玉白比为高雅之乐曲、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人中“圣”人，说明自己情操高尚，与那些鼠目寸光的谗佞小人有天壤之别，故遭到他们的诬陷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宋玉没有对“遗行”进行辩解，但“故事”一完，“遗行”之诬也就不攻自破。宋玉的高洁清高、孤芳自赏自然显现，楚顷襄王及周围佞臣的昏庸、恶劣昭然若揭。 [6] 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责问，真是笔力千钧，水到渠成。不仅抒发了作者孤高自傲、不同流俗的品格，同时也流露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愤懑之情，具有骚情雅意，隽永无穷！
全文运用比喻，生动形象，理寓其中；逐层推进，逐层深入；答辩一完，戛然而止，如载奔马，干净利落，有余音绕梁之效。
此作的笔法高绝之处，是在“不经意为文”。作者并不是精心着意地作文，只是从生活中撷取普通问对，打打比方，在不经意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隐隐的不满情绪，值得细加玩味。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