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全文结构简洁明晰,一问一答,毫无枝蔓。
《对楚王问》是问对体,即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写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宋玉宕开一笔,满口承认有“遗行”,不作申辩,只是希望宽恕,让他把话说完。
其次,写宋玉的答辞。其答辞以讲故事的形式,表面与“遗行”无关,实则均为“遗行”进行辩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讲一位歌手在郢都唱歌,唱“下里巴人”低级通俗的歌时,唱和者数千人;唱“阳阿薤露”较高级的歌时,应和者数百人;唱高雅的“阳春白雪”之歌时,能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唱高难度的变化无穷的歌时,能和者只有几人。可见“曲高和寡”,暗示智高之人不为人理解。二是以凤凰、鲲鱼与鷃雀、小鲵的对比,说明渺小的鹦雀、小鲵之类的谗佞小人不会理解如凤凰、鲲鱼一类大智者的胸怀与能力。三是以圣人与世俗之民的对比,说明凡夫俗子哪能了解我(圣人)的所作所为。三重对比中,宋玉白比为高雅之乐曲、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人中“圣”人,说明自己情操高尚,与那些鼠目寸光的谗佞小人有天壤之别,故遭到他们的诬陷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宋玉没有对“遗行”进行辩解,但“故事”一完,“遗行”之诬也就不攻自破。宋玉的高洁清高、孤芳自赏自然显现,楚顷襄王及周围佞臣的昏庸、恶劣昭然若揭。 [6] 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责问,真是笔力千钧,水到渠成。不仅抒发了作者孤高自傲、不同流俗的品格,同时也流露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愤懑之情,具有骚情雅意,隽永无穷!
全文运用比喻,生动形象,理寓其中;逐层推进,逐层深入;答辩一完,戛然而止,如载奔马,干净利落,有余音绕梁之效。
此作的笔法高绝之处,是在“不经意为文”。作者并不是精心着意地作文,只是从生活中撷取普通问对,打打比方,在不经意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隐隐的不满情绪,值得细加玩味。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