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中的一些题情的作品写得很大胆,这和诗的含蓄不太一样。其实诗文中也有这样的内容,不过因其含蓄,就显得不那么刺眼,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史记·屈原列传》这样的评语。
词要露一些,但也有一定的限度,“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秦观《满庭芳》,大概也就只能写到这个尺度了。就这样,秦观还受到他老师苏东坡的批评。
元曲更接近市民口味,因此在表现上更为大胆一些,也确实有一些低级趣味乃至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但是,绝大多数的作品,这让我想起汉代张敞画眉的故事。
有人向皇上举报,说京兆尹张敞不老成,早上居然为妻子画眉。汉宣帝就把张敞找来问。张敞承认确有此事,但是补充了一句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皇上都笑了,自然也不会再怪罪张敞了。见《汉书·张敞传》。
这首曲前面写了那么多,其实是在为最后一句合于情而不合于理、但又是这对恋人实实在在的想法作铺垫。“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快亮了,又快到了分别的时候,怎么办?他们甚至希望老天爷“闰一更儿妨什么”。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这首诗与曹操的《龟虽寿》显然是声气相通的,但情绪却更为复杂一些。郝经早年便胸有抱负,曾多次上书蒙哥、忽必烈等,陈述图天下之道,且向为忽必烈所重。但不想正待施展才华之时,却被扣真州十六年,使得神骏消磨,有志难酬,所以其真州诗作无不凄婉,思归之切更可想见。一旦北还,自然跃跃欲试,不能自已。但十六年的压抑生活,使他身心都受到一定摧残,所以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却自感已力不从心,全诗于一起一伏之间明显地透出了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百战归来力不任”的慨叹之后,尽管十六年“消磨神骏”,但老马骎骎,仍不肯缓蹄。继而用郭隗所述“千金买骨”的故事自比有千里马之才,但未得施展,所以“垂头自惜”;但接着一转,雄心未失,“伏枥仍存万里心”。
接着又一沉,岁月流逝,官路淹滞,要升迁到能施展自己抱负的位置已希望不大,于是更感慨于自己当年为施展抱负而奔驰于边塞战垣的戎马生涯。但接着情绪又为之一振,尽管“去日苦多”,但自己并没有一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是“常记当年烈士吟”。 所以,尽管郝经跟曹操一样有着雄心壮志,也有着同样的戎马生涯,但他更有一段南冠楚囚的压抑生活,因此晚年北还时的这首诗,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激昂之声中,夹杂着几分深沉的感伤,这种感伤也不同于曹操《短歌行》中时光易逝、功业未就的苦闷情绪,而主要是力不从心的慨叹和恐不能及时施展抱负的预感(“岁月淹延官路查”)。这种预感不幸应验,也就在北还这一年,郝经病死于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