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蝶恋花”本唐教坊曲，多用仄声韵，其声情缠绵而凄婉。赵鼎此词，更于仄声韵中选用了“雪、洁、怯、月、铁、结、绝、切”等哽咽决绝的入声，借之倾吐了胸中积郁的愤激之情。虽然是 一首和作，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无一丝应酬的痕迹。
这首词写的是梅花。张炎《词源》说：“诗难于咏物，词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赵鼎此词上片全用拟人化的手法，勾魂摄魄地刻绘了梅花的精神。“一朵江梅春带雪”，当然是白梅了。把它拟作藐姑射山上的女神，再恰当不过了。《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一位不食五谷、肌肤若冰雪的女神，正是白梅的形象。然而，她毕竟是一位女神，所以还表现为“玉软云娇”，表现为“照影凌波微步怯”。这里似乎又用了《洛神赋》的故事，所谓“凌波微步，罗韈生尘”（《洛神赋》句）。但是，作者此处并无再把梅花比拟作洛水女神的意思。“照影凌波微步怯，暗香浮动黄昏月。”正是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诗句）那一联咏梅名句的脱胎换骨。这就是张炎所说的“用事合题”。整个上片也写得“畅而不拘”“明而不晦”，诚属咏物词作的上品。
过片处“谩道广平心似铁”，仍然是非常合题的用事。“广平”即唐人宋璟，璟封广平郡公，其为人也贞操劲节，《旧唐书》说他“在官清严，人吏莫有犯者。”人称之曰“铁肠石心”。所以这词里说“心似铁”。然而就是这位铁石心肠的人物，却曾写过一篇风华旖旎的《梅花赋》，可见纵令铁肠石心，却也免不了对梅花缱绻情深。这词里说“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说的是宋璟，却也关系赵鼎自己。从词前小序，知道这词写于长道县。时间当在赵鼎与秦桧因为在对金人议和问题上意见不合，闹翻了，赵被贬谪知绍兴的途中。赵鼎为宋室名相，当初曾荐用秦桧，后来却被秦桧逼迫得绝食自杀。临终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何等忠义，何等刚烈。很有梅花的冰清玉洁的傲寒精神，所以说这里也关系着赵鼎自己。
结尾处“望断江南音信绝，陇头行客空情切”的用事，从表面上看是不够“合题”的。“陇头”即陇山，《秦州记》云：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里也还暗用了王维《陇头吟》：“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的诗意。这样就承接了上句的“愁”字。说它是用事也可以，说它是抒情也可以。如说是用事，作者恰恰借助于用事，把已经提起的百回千结的不尽的愁，作深入一层的抒发，所以说它是抒情也可，而且是涵蕴更深广、更加淋漓尽致的抒情。
此词写与情人的别后相思。上片起首二句以极其工整的六言对句，追忆昔日欢会的美好情景，温馨旖旎地写出了男女欢会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态：一对情侣，姹紫嫣红、争芳斗艳的小园深径里携手赏花，夜静人寂、凉风习习的幽雅斜廊上扶肩待月，卿卿我我，情意绵绵。这两句极其生动而概括。
接下来两句一反起首二句追忆欢会时的热烈缠绵，陡然转入当日回想时的悲凉，形成感情上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产生了动魂荡魄的艺术效果。上句以一“已”字，突出了惜别之际，稍作延伫，已经若有所失、怅然迷茫的悲哀；下句又以“不堪”二字相呼应加倍写出当日回想时的痛心疾首，凄婉欲绝。这两句与李商隐《锦瑟》诗中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谓意境相类，但各尽其妙。
上片四句，两句一层，情调大起大落。词人一开始就将欢会写得缠绵热烈，细腻逼真，然后当头棒喝，由热烈缠绵一下反跌到悲凉凄惨，形成情感洪流的巨大落差，从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使词作含义深远，余味无穷。
下片四句，笔法又有所不同。词人如剥笋一般，层层深入地具体说明往事不堪回首的原因。第一句“欲”字，是说自己主观上的愿望。和心上人分别之后，羁宦天涯，见面固然已属痴想；然而不料就连互通音问，互慰愁肠这一点愿望也由于人如天远，书无由达而落空。主观的愿望被客观的现实无情地击碎，这种情况下去回想旧日的欢会，这是一“不堪”。第二句“难”字，是客观环境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对着孤灯，凄清寂寞，百无聊赖，漫漫长夜中咀嚼着分离的痛苦，当然会产生长夜如年那样难以销磨的无限感慨。这是二“不堪”。第三句“小窗风雨”是耳边所闻。听着风雨敲打窗扉之声，词人不禁肝肠俱碎。“碎”字极炼而似不炼，情景两兼，可称得上是著一字而境界全出。这是三不堪。第四句收束全词，以“更”透进一层，指出以上之种种，全发生；“孤舟枕上”，把羁旅愁思、宦途枨触与恋情打成一片。这是四“不堪”。这四“不堪”齐于一身，已使人难以承受，何况又纷至沓来，一时齐集。
全词用笔句句紧逼，用意层层深入，沉郁顿挫，情厚意婉，将主人公与恋人的别后相思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爱情词中的佳作。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起首便渲染出凄怆悲凉的气氛。这些埋葬在北邙山上的君臣们，生前把荣华富贵、风云庆会享受个够，然而，死后也不过是北邙山下的一抔土。是人，便不免一死，而一旦死去，便万事皆休。那么，生前的尊贵与否，死后的衰荣如何，又有什么意义呢？结句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语气冷隽悲凉，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前两句所言情景，与史书本传所载的"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是完全吻合的。为百姓如此鞠躬尽瘁，赢得"满城都道好官人"的赞誉，而诗人本人却认为，为百姓应该更加尽心尽职。南吕·一枝花中的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面对着众多的灾民，严重的旱情，政府的赈粮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他个人曾上奏天子，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救济之用，但严重的灾情又不是个人区区之力所能回转的。在心焚如火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的幻想。《元史》本传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苦，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养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为民的绝唱。
张养浩曲子总的是立意高远，感情深厚，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在这总的特色之下，每一类曲子又自有特色。写景曲轻快自然，飘逸闲适如行云流水；怀古之作境界阔大，沉郁雄浑，能够高度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官场仕途之作深刻悲怆，揭示出官场的本质和为官的岌岌可危；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深远而感伤，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捧献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