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杜审言在狭窄的领域里是一个天才。如果他生活在诗歌范围较广阔的时代，或拥有反抗的、冒险的诗歌个性，那么他将可能成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他致力于将诗歌写得直率优美，这在当时的宫廷诗人中是罕见的。杜审言首先是一位文体家，他的作品具有特别的价值——精练的词语和轻度的句法转换，这是无法翻译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正规宫廷应景诗，也闪耀着流畅的光芒，使其他宫廷诗人显得呆板。这组诗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其中，第一首诗的首联被《唐人句法》引为对句典范，保存在宋代的诗论集《诗人玉屑》中。这一联作为开头是突兀的，它的风格及自然景物支配人类建筑的主题，更适于放在中间部分。次联修正了开头的突兀，写进了宴会，描写酒杯正漂浮在溪水上，并表现求仙主题，正在烧煮石髓作为长生不老药，至少这是诗人闻到粳香后的联想。三联描写柳叶或虫丝垂挂在雾中，仿佛“绾”住了雾；悬挂的藤蔓在风中飘拂，似乎牵住了风。诗人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这一手法后来在律诗中很流行，杜甫就经常运用。尾联是惋惜的传统结尾。除了尾联，每一联都是佳对，但互不关联，只是以韵脚和宴会的实际情况串联在一起。
第二首诗说作者跟韦承庆两个人在宴会后尽情欣赏美景，游玩享乐，辞句非常优美。
第三首诗说带着琴瑟，吟诗作画，野餐登山，一直玩到夕阳西下，非常尽兴。
第四首诗也是一首特别优美精巧的宫廷诗：这首诗也以一联适于中间位置的对句开头（应该指出，组诗之一的开头是恰当的），尾联将传统的“天已晚了，该回去了”的结尾翻新，写参与宴会者不愿意离开眼前的美景，虽然他们知道不能不离开。
第五首诗写参与宴会者对宴会周围的美景十分留恋，离开时还要相约他日重来游玩欣赏。